——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是怎样通过的
A·叶热列夫
我们许多人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记住了那个严峻的文件——1946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
全国闻名的最伟大的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被指责为“以恶毒的流氓方式”描绘现实，被指责为“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这份文件也谈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问题，认为它“危害了教育我国青年的事业”，因而这“在苏维埃文学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诗作”。这似乎不是评论，而是一份判决书了。
1946年的决定竟然违背了1925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十分明确地谈到，“党应该竭尽全力清除那种自以为是和非内行式地以行政方式干预文学事业的企图”，它现在反而正式认可了方法论上与之对立的立场。专横武断便成了文化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特点——③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开始掀起了战后新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对付文学的这种“措施”，也施用于电影（例如影片《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音乐（歌剧《伟大的友谊》）和戏剧（《关于剧院演出剧目》的决定）方面。这是尚未从法西斯围城封锁中恢复元气的列宁格勒命运中的悲剧。
今天我们要重新审查许多历史评价。1987年秋季，《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在谈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时说道，“就整个思想结构和认识文学现象来说，它完全背离了对文化所应实行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
从读者的来信可以知道，使许多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有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关于列宁格勒两个刊物的“毁灭性”的决定所依据的原则。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这些杂志的工作时，有层·谢·吉洪诺夫和亚·安·普罗科菲耶夫参加会议，这是真的吗？他们说了些什么？安·亚·日丹诺夫说了些什么？再者，在战后的年代，他在制造猜疑和意识形态上的褊狭气氛方面一般地起过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自从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即自1934年底以后，日丹诺夫领导了列宁格勒党组织，而自1944年夏起他担任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正是此时列宁格勒的文学家们首先遭受有组织的中伤和迫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发动反对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们的大规模运动的人就是斯大林。1946年的事件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那种片面的、平板的和专横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投射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上。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用行政办法来管理。今天我们发行的这些书籍，要是在以前的年代被求知心强的读者所接触，那些读者就会失掉自由。
可是，专断思想病灶的根除是很困难的。行政上对创作生活的干预、荒谬的查禁工作、对生活真相的害怕心理，以及对书刊和艺术的批判都未绝迹。有时，《忏悔》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有时又“说服”总导演拒绝上演沙特罗夫的新剧本。有时又把“一味抹黑的”纪录片束之高阁。每一件这类事情都是1946年事件中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僵死的专断精神的再现。
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文学问题的呢？1946年8月15日，即在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之次日，专程来到涅瓦河畔这座城市作“说明”的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该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速记记录保存在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即苏共中央所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分院]党史档案馆里）。
这就表明，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会上集体讨论过的……
好吧，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有人会说的。
列宁格勒的作家和记者N·A·列沃涅夫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做了会议的笔记。他在从莫斯科返回以后又让其他参加过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作家们读过笔记，并做过核对。他当过报纸的采访记者，所以会速记，他也不会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列沃涅夫斯基笔记的原稿不久以前交出，保存在俄国文学艺术研究所（普希金旧居）手稿部。笔记的全文打算刊登在《星》杂志的夏季某一期上。
下面便是列沃涅夫斯基的话。
——在这里我度过了城市被围的整个时期——我在列宁格勒战线上战斗，在师级的《斯大林旗帜报》工作，甚至还要给《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鲍里斯·利哈列夫当副手——我没复员，而且被“借调”。直到1946年春天我才脱掉军装。8月初，就是那次难忘的莫斯科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