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评论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值此胜利20周年前夕，我作为多年研究卫国战争题目的作家，想谈谈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的某些想法。
现在很难想象，在战争结束10年之后的1955年，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回忆作品。这倒不必责怪战争的参加者，因为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才为产生这种作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战争的人们往往会想起1945年5月斯大林“为俄国人民健康”的祝酒词：
“我们的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我们曾有过1941—1942年的绝望时刻……别国人民或许会对政府说：你们使我们失望，去你们的吧，我们要搞另一个与德国媾和并保证我们安宁的政府。然而，俄国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并为了保证粉碎德国而去牺牲……”
无疑，这段话既包含着对一系列错误的坦率承认，也包含着对1941—1942年最危机时刻的公正评价。这些话还包含着自我批评，因为斯大林习惯于使用“政府”一词来暗指自己。
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我认为应当指出，正如通常评价斯大林的言论与行动一样，在这一切之中一般还有它的相反的方面。斯大林绝没有以自己的祝酒词号召别人，其中包括历史学家主公正而批判性地评价战争的整个进程。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犹如最高法官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段历史，其中包括他自己同俄国人民的关系作了评价，并制止了日后最可能进行的任何批判性的评价。这段祝酒词似乎是号召人们讲述过去的严酷真情，而实际上这些话的明显意图是，一劳永逸地给过去作总结，不许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不难想象，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凡以这段祝酒词为指导，试图用具体的历史资料去发挥斯大林关于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这句话的人，或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以个人回忆来具休说明这句话的人，是怎样一种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在那些年代里，以各种不同的军职肩负着战争重任的人们谈论战争，比作家们更为困难。
在评价我们当今回忆战争的作品时，应当指出，它的问世被强制性地推迟了，如果指记忆的清晰程度的话，它几乎失去了最珍贵的整整10年。尽管如此，它现在正进入自己的繁荣时期，人们决定以自己的生活和战斗行动为例证来说朗党、军队和人民历史上最艰巨功绩的全部英勇而悲壮的真情，我们有权骄傲地把这种功绩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人们的这种热情，应当予以高度评价。尽管我们的文学在战争年代和战争刚结束后在这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这种意义上，仍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不赞同最近几年以各种不同理由出现的偏激理论，对最近几年出版的关于战争的书籍，一会儿称这本书是“真正的战争史开端”，一会儿又称另一本是“关于战争的首次真情”。
当然，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深入揭示伟大卫国战争史提供了可能性。尽力说出战争真情的愿望永远支配着每一位诚实的艺术家。而根据当时情况，还远不能说出一切，艺术家们自己也认为远不是什么都能说。那时的作品中有不少诚实的谬误。事物就是如此，对此也不必隐瞒。但是也不应忘记，当时的好作品，尤其是在1941—1947年之间趁热打铁地写的作品更道出了有关战争的许多真情，这样的作品有，《瓦西里·焦尔金》、《仇恨的科学》、《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星》、《同路人》、《不朽的人民》、《致同志的信》等等。
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作品，在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并想强调指出，当时说出有关战争的真情并非易事，它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另一种精神价值。
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作家在描写历史事件的进程时有着不同的观点，对勇敢精神有着不同的尺度。不能不考虑到不同作品的写作时代，但也不能都推给时代。
对战争、对关于战争的作品、对这种作品的教育任务的不同观点，不仅在战后、战争中、而且在战前也存在。这种争论有深刻的根源。现在这种争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我想引用有关1941年2月战争前夕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都谈到当时“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的文集《这些天未丧失荣誉……》。第一个文件这么说：
“……文集从‘我们的国家是英雄的国家’这一根本错误的论点出发，宣传‘轻易取胜’的有害理论，并以此错误地引导青年，以骄傲自大和盲目轻信胜利的精神教育他们……由这样的论点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没有必要进行旨在培养青年勇敢、无畏和英雄主义的宣传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就都是英雄……”
第二个文件说的内容相同，仅说法不一样：
“材料中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和称颂。非常轻易地、简单地就取得了胜利……只要照老规矩，一鼓作气冲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