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们不能这么教育我们的青年。看来，作家们没有从红军所进行的改造中为自己得出任何结论……”
第一段话引自当时军队政治宣传总局局长亚·扎波罗热茨致安·日丹诺夫的信。第二段话引自当时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辛哥致共青团中央尼·米哈伊洛夫的信。
在战争迫近时写的这两封信，值得从事战争史写作的作者们思考。以我之见，这两封信说的是什么呢？在1937—1938年军事干部遭到严重毁灭，芬兰战争明显地暴露了这种毁灭对军队产生的致命后果。在军事干部严重毁灭和芬兰战争之后，曾采取了改造军队的坚定方针，以求恢复它的真正威力和战斗力。
然而，在1937—1938年迫害的局势下，谁略微提一下敌人的力量或我们对大战准备不足便意味着政治自杀。
情况已经好转，但1937—1938年的那种心情在社会生活中，在作品中，继续以最危险的方式显示出来。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种心情，只须举出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战前小说《第一次打击》就足够了。我已记不清楚，在这部小说中说我们只用一昼夜还是两昼夜便把整个法西斯德国彻底粉碎了，不幸的倒不在于这部小说平庸，而在于它出版了50万册，并且得到来自上面的强有力的支持。
引证的文件说明，尽管在战前我们社会中的思想意识已开始转变，但1937—1938年的惰性仍然很强有力，这就导致对军队和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发生尖锐冲突。
说到这里，我想更详细地谈谈1937—1938年的难题，或者说是当时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人民直接咒骂的“叶若夫恐怖”。顺便说一句，那些喜欢拐弯抹角地使用“个别不合理现象”和“某些违法行为”术语的人们不妨思考一下当时人民的这种说法。如果是“个别的”和“某些”，那么在人民中间就不会出现诸如“沙皇特辖制”和“叶着夫恐怖”这样的话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谈论1937—1938年，只是从它使我们缺乏战争准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谈。很遗憾，诚心诚意诅咒那些年代的可耻事件的人们有时又狭隘和片面地解释这些事件对以后军队命运的影响。请读一读那种依次列举出在1937年死去的一些军官名字的文章。作者暗示，假如他们还活着，战争中的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请思考一下，难道作者真的把所有一切只归结到这一点吗？
听了这些议论之后，有一天我也这么设想，假如1937年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一次悲惨事件，即一架正在演习中的飞机失事，而在后来的伪造的审判案中成为牺牲品的图啥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恰好在这架飞机上。这次空难是悲惨的吗？当然是。它给军队建设造成了损失吗？不言而喻。它会导致四年以后（1941年）的深远后果吗？
我内心里这么自问自答：不，不会带来这种后果。悲惨事件的损失只会迫使我们按照我们的革命传统将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只会从党和红军培育的人们中提拔新的能干的人物。
不，不能把一切都同当时的几个光辉军人的名字联系起来。也不能把这些人在以后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同那种气氛分离开。他们是在那种气氛中死去的，由于他们是带着叛国的恶名而死的，因而那种气氛就更加严峻了。
首先，死去的不仅是他们。在他们之后并与他们的死有牵连的是成百上千的、构成我军精英的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死亡，而且不是普通的死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他们是带着叛徒的恶名声离开人世间的。
这里所说的还不仅是与去世者有关的损失。应当记住，仍留在军中服役的人们心灵中出现了些什么，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精神打击。应该记住，在这些可怕的打击之后军队（这次我只谈军队）要开始恢复元气须经历多么不可思议的困难。
直到战争开始，这一过程尚未结束。军队不仅处于尚未完成重新武装的最困难阶段，而且处于尚未完成恢复精神价值和纪律的阶段，后一阶段的困难并不亚于前者。
不弄清这个问题也就不能彻底弄清战前和战争初期我们的许多行动失败的原因。我喜欢同偶尔出现的、微微露出的一种倾向进行争论。这种倾向把1937—1938年死去的干部同那些不管愿意与否而不得不承担起战争义务的干部对立起来。
看来，某些人觉得是他们恢复了图哈切夫斯基或雅基尔应有的个人地位，并暗示如果在战争的第一天便由他们而不是由基尔波诺斯或巴甫洛夫在前线指挥，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种看起来生动的对比不仅是轻率的，而且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
是的，用我们一位高级军官的形象说法，“战争选拔干部”。靠过去的功劳生活而落后于时代的某些著名军宫并不称职。临战前某些提升很快的年轻指挥官也不称职。
然而，战争选拔了干部。不应把率领着师、军和方面军退却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但没有让这些城市投降，而后又转人进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