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了作战，并最终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德国军队），并打到柏林的人们同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对立起来，尽管我们十分尊敬他们的名字。
当我们谈到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失算的时候，应当记住，其主要失算是对我们干部评价上的失算。在1937—1938年，这些干部的确带有可伯的创伤。而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认为这种创伤是不可弥合的，我们的军队在大战的条件下缺乏战斗力。
然而，正是那些尚留在军队中的曾经经受1937—1938年精神折磨而在战争开始时尚未康复的干部表现出了自己的艺术和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事实表明，他们同图啥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雅基尔一样，是同一所苏联军校培育出来的人物，终于做出了不论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盟军都没有科想到的事情，——使我们成为这场可怕战争的胜利者。
我们不清楚，至今仍不清楚，布柳赫尔或别洛夫，德边科或菲季科在1941年会如何战斗。关于这方面只能推测着说。但我们肯定地知道，如果没有1937年，也就没有1941年的夏天，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如果没有1937年，1941年夏天无疑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更强有力些，其中包括纯军事方面。这首先是因为，1937年从军队中除掉的成千上万忠于共产主义的有军事经验的人们会加入我军的指挥行列，去同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这些人在战争初期占我军高中级指挥宫的半数以上。
没有任何历史的必要性将这一重大问题人格化，去猜测谁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地方、并如何战斗。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大家都会同法西斯作战，而且战争会选拔干部（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选拔他们），会说明军宫的真实价值。但第一，会在更加良好的气氛中选拔干部；第二，会从大得多的范围内选拔。
谈谈关于战前的气氛。写战争的人，出发点最重要。我们往往把当时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看得过于简单化，譬如这样认为；1937—1938年事件和芬兰战争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性，于是开始重建军队；为军队顺利重建创造了正常气氛。一切都已好转，如果再加上斯大林相信利哈尔德·佐尔格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一切都会正常起来。
乍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历史真情要更加复杂和矛盾得多。
是的，当时与军队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芬兰战争之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领导是以什么样的毅力努力去整顿军队秩序，首先是改造军队的战斗准备的。
是的，从芬兰战争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包括加紧重新武装，它已危险地被拖延了。但是，因此而说在国家和军队中已造成反击敌人的有利条件，那是不真实的。
有时人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1938年秋谴责了所谓“过火行动”，并因此惩办了叶若夫，斯大林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仟侮；已不再宣布人们为人民的敌人，而是把他们释放和复职了，其中包括军人。从一方面说，这是对的。在1937—1938年被捕的部分指挥官重返军队，其中某些人参加了战争，并指挥了师、军、甚至方面军。
但从另一方面说，1940年和1941年还在继续发生阵发性的怀疑和指控。
在战前不久，当时塔斯社发表了备忘录声明，半指责半威胁地指向那些似乎接受了关于德国敌对意图传闻的人们。红军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察长斯姆什凯维奇和国家防空司令施杰尔恩因而被捕并被处死。
为了说明全面情况，还应补充一点，战争开始之前被捕的还有前总参谋长和武装人民委员，幸而后来被释放了。
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前夕的战前气氛实际上就是这样。斯大林仍旧坚持以狂妄多疑的态度对待自己人，其结果是对敌人失去警惕。
现在，在了解当时的这种气氛并非臆造而是真实的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些军人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们分析了许多情报，认为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这与斯大林武断的意见相反，斯大林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现实之上。
事过多年之后，当我们评论他们当时的行为时应当记住，问题不在于当一个人认为唯一正确的措施遭到坚决否定之后，他示威性地提出辞职所需要的勇敢程度。很遗憾，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以自己对未来战争的观点同斯大林的观点对立，不仅意味着丢官，而且意味着带着人民敌人的罪名去死。
我们毕竟从许多相互交叉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仍然有这样的人，他们尽力让斯大林对事物的真实情况有所认识，冒着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去采取一些那伯是局部的措施，以免在战争来临时完全猝不及防。
斯大林以令人难于置信的顽固态度不愿考虑侦察人员的最重要的情报，他不仅对这一事实负有责任。他对国家的主要罪过在于他制造了窒息的气氛，当时有几十个掌握着确凿证据的、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没有可能向国家元首陈述危险的程度，也没有权力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此危险。
在战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