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的斯大林对待干部的最后一幕悲剧是夏天他对西方面军司令部巴甫洛夫、克里莫夫斯基以及一系列其他将领的变节和叛卖的指控，后来才弄清楚，在这些人中，有的牺牲在战斗的最初时刻，有的在俘虏营里至死不屈。
更难说清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斯大林去宣布这些人为叛徒和变节分子。是指望把人民的愤怒和疑惑从自己身上转嫁到他们身上（人民没有意料到战争会这样开始因而产生了愤怒和疑惑）？或者是真的怀疑？我们想，二者均有可能，或者指望，或者怀疑。因为他早就习惯于从叛变、危害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中，而不是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去寻找这样或那样失败的原因。
后来，在战争进程中，尽管有时还重犯，但他还是不得不从这种习惯中解脱出来。
在战争进程中，在战争的考验中，战前的许多概念、口号和理论都经受了严酷的检验。战争肯定了一些，否定了一些，而对一些曾被否定的东西又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意义。对于我们从事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重要的是用心观察，人们的心理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变化了，怎样改变了军事行动的领导作风，在战争中诞生的新事物和在战争进程中恢复的事物是怎样同一切过时的和在1937—1938年的气氛中败坏了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进行斗争的。
我想举一个战役的例子。在这一战役中明显的暴露了战争科学的真正意义同关于战争的虚伪的、口号式的概念之间的冲突。那种概念所依据的不仅是对战争的无知，而且是1937年所产生的那种对人的不信任。我说的是对1942年冬、春刻赤事件的痛苦回忆。
7年以前，我们的一位战士作家给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1942年我曾在刻赤半岛。我清楚地知道那次可耻失败的原因。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梅利斯根本不信任军团和方面军的指挥官，刚愎自用和恣意妄为……以不破坏战士的进攻精神为由禁止挖战壕。把重炮部队和军指挥部部署在阵地前沿，等等。三个军部署在16公里长的阵地上，一个师占据60O—700米的阵地。在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过士兵如此密集。这一切都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被抛进了大海，牺牲仅仅是由于前线指挥者不是战略家，而是一个狂人……”
我也曾在该信作者所在的那个地方，尽管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还是同意他所说出的上述事件的实质。
我谈这个事件，丝毫不想再次用非善意的词句去回忆梅＄IJ斯。顺便说一句，他的个人勇敢是无可指责的，他做的一切部不是为了眩耀自己。他深信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在刻赤半岛的行为很有意思。他是这么一个人，在战争的那个阶段，不考虑任何客观情况，认为凡是在距敌人100米占据有利阵地而不在距敌人50米占据不利阵地的人都是胆小鬼；认为凡是考虑到保障士兵的起码安全避免可能的失败的人都是惊慌失措者；认为每个现实地估计敌人力量的人都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将自己生命献给祖国的梅利斯是1937—1938年气氛的典型产物。
即便是有知识的和有战争经验的人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指挥方面军，也照样表现为1937—1938年气氛的产物，只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害怕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害怕以理智的军事决定同“前进就是一切”的不合情理的强攻相对立，害怕将自己同梅利斯的争论被提到大本营从而对自己有危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严重的刻赤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在此事件中1937—1938年后果的两个方面拧在一起了。一方面以梅利斯为代表，另一方面以当时的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科兹洛夫为代表。
顺便说说，在回想戏剧性的刻赤形势时，可以不偏心地说出当时在战争进程中已经涌现出来并处于方面军指挥地位的一系列其他人的名字。假使这些人能不顾梅利斯既接近斯大林又是大本营的代表，不让他压自己，同他争论到底，直吵到斯大林那里，或许能以自己的道理说服斯大林。
要历史地理解情况好转，就不应当忘记这些人。他们在军队中、在战争进程中，随着战争的最初失败，随着战争的复杂而长期的转折阶段，随着战争越来越大的胜利而逐步完善起来。
战争的总进程，我们都会记得。没有人不知道1942年我们退到了哪里，退到了伏尔加；1945年我们又到达了哪里，到达柏林；在法西斯进人我们的明斯克、我们的基辅、我们的加里宁、我们的塞瓦斯托波尔三年之后我们解放了欧洲哪些首都，解放了华沙、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
不论战争的哪一天，第一天还是最后一天我们都写到了，不论在什么地点，被围困中的斯大林格勒，还是被包围中的柏林，我们的书无不反映出来。我们应当将战争的全过程、战争的一切考验：战争的一切失败和胜利都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和心灵之中。
不能忘记1941年明斯克公路而去写攻陷柏林，也不能只写布列斯特保卫战而忘记了进攻柏林，尽管1941年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