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并不知道这些。
我们经历了整个战争，我们也记着从开始到结束的它的全过程。我们也不准备从历史中抛开任何东西，因为任何删除都会歪曲总体情况。只有描写出战争初期的全部不幸和我们的全部损失才能够展示出我们通往柏林之路的全程，才能展示出漫长的、无穷困难的日月要求我们党、人民和军队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使我永远吃惊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火而又写出过关于战争的有份量的著作的人们突然心血来潮，对不容置辩的事实进行历史上毫无根据的模棱两可的评价。
我最近一次遇上这种现象是在不久以前，那时我读了雕塑家叶·乌切季奇的文章《我们的澄清》。我不去陈述这篇论战性文章的其他方面，我只讲它直接涉及我的题目的那段话。我先引证如下：“然而，有的是真情，有的只是真情的假象，有的是事实的真情，有的是现象的真情。这就需要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有原则的眼光去鉴别。当然，确实在战争初期阶段存在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现象，这些正是某些不大聪明的作家们现在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努力强调的东西。这是真情，然而它仅是事件的真情，事实的真情，而不是人民在其长久历史中最危急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真情。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在于我们在陡峭的伏尔加河岸打断了法西斯野兽的脊梁骨，而后又到达柏林，在国会大厦竖起了我们伟大胜利的旗帜”。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段，因为它陈述了对战争史的一整套反历史观点。
把真情的假象同真情，把现象的真情同事实的真情对立起来，叶·乌切季奇想以此说明什么呢？假如以他的表述方式，那么，战争开始时的“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是什么呢？是真情，或者仅仅是真情的假象？这些是事实，还是现象？我想，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是现象，是由许许多多事实组成的惨痛的、危险的现象。这不是真情的“假象”，而是最真实的，尽管是痛苦的真情。也只有彻底地洞察这一真情（顺便说一句，应当对斯大林作应有的肯定，尽管晚了，斯大林还是明白了真情）才能够以巨大的努力扭转战争的总进程。这是其一。
第二，如果说到真情的假象，那么真情的假象正是叶·乌切季奇对战争初期阶段的评价，用他的话说，那时是“偶然现象”。我强调指出的是“偶然现象”一词！这就是“……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
叶·乌切季奇写道：“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当然啦！如果指整个战争，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且在于我们后来到达了柏林。不仅是我们，大概在西德也不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谈到1942年8月，那么真正的真情恰好是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即我军曾经和柏林之间有着最遥远的距离。简单得很，“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不可能将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这样解释就意味着企图制造真情的假象，因为把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的不是在战争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利的偶然现象，而是更加严酷的历史原因，首先是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迷信有关。斯大林在危机时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处境绝望的时刻”在签署他那著名的第227号命令时要比叶·乌切季奇在战后20年之后的今日以“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来解释我们退到伏尔加河更接近事件的“真正真情”。
我愿诚心地劝告叶·乌切季奇，以后不要在真正的历史真情面前表现出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别试图以艺术中的真情的假象去替代历史的真情。谁也不需要它。在这样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人民、引导人走向胜利的党、彻底粉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希特勒军队的军队不怕讲出这场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的每个阶段、其中包括它的最严酷阶段的全部真情。
作家在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关于战争的这部分复杂的真情时，不必从与斯大林领导战争的作用有关的战争史着手。我们的职责是客观地，藉助于文献和活的见证去研究和分析这种作用的一切肯定和否定的方面，不论对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还是对斯大林个人最重要方面都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看来，在当代公布的由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签署的这样或那样的文件中把斯大林的名字删去，这未必合适。或者在一系列情况下（我指的是涉及他个人的情况）以“大本营”代替他的名字，如“大本营决定”，“大本营来电”等，也未必合适。
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主观上认为这是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人人皆知的回避和替换不仅无助于，而且妨害着同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作真正斗争，使这种斗争庸俗化，将那些细小的、历史上并非公道的、例外的、颠倒是非的成分带进这一历史上绝对公正的斗争中来，这些成分加在一起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有时甚至影响正确地评价这一巨大历史人物的错误的深度及其直接犯罪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