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
……从早到晚每天几乎一刻不闲地抓日常事务。而事情又不全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全部任务的‘试验期’还没结束，由于远地点的一个操作人员的过失（最愚蠢的各出人意外的过失），项目被迫中断，而且‘试验期’本身也被取消。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可以被看作是真正获得了，什么无疑还需要得到又怎么得到？哪里是所希望的和不可或缺的界线呢？
你自然明白这一切多难确定。我现在也并非都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我们的基本任务和计划甚至要到3月下旬才能完成了。
在此之前，我们将进行各种补充性的工作和研究，以便补偿我们的无知，并取得在‘试验期’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资料。
关于尝试在N地点软着陆的工作也挤进了日程——正如你所知，这是我们的一个老课题，它被搁置了很久。而现在，在这个3月份（恰是现在？！）最佳时间内进行。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好处。可上头和我的所有同事都坚持同时进行这一工作。说实在的，我现在没千这一工作，可是看来不得不马上千了，因此工作够干的了。”
瓦·巴·米申说：“真正的科学家的一生都是戏剧性的。就连其认识过程本身也是戏剧性的——经受迷惑、醒悟，经历无益劳动的年代，还有超越时代的个性同周围环境的矛盾，科学家总是带有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命运就是如此。遗憾的是科罗廖夫的生活被一些非科学属性的原因复杂化了，被其他一些外部的情况复杂化了。指出这些原因，不仅是为了在现实历史的前后关系中再现科罗廖夫，更是为了思索科学的未来。
使人惊奇的是，当科罗廖夫一个人单独开始国家的任务时，他要显得轻松些，只有此刻的科罗廖夫才是真正的科罗廖夫。而当他打开了通向太空的道路，当这一事业变得大有前途和声名显赫的时候，在宇航界出现了许多其利益与科学＿相去甚远的人，他们追求名利，贪图虚荣……（我决不想往所有人身上抹黑！）
您听到过科罗廖夫似乎只是一位天才组织者的说法吗？就是说，别人都是巨擘，而他进行了‘天才的组织’。许多这样说的人本身就尽其所能地剽窃他的思想和他做成的工作……你们也应看到，一些只善于往科罗廖夫的计划里塞‘附加商品’的人悄悄地把他的功绩窃为己有。要举实例吗？远的不说，看过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里宇航厅陈列的人，就会记得是谁的照片挂在首位，而科罗廖夫的肖像却放在哪里。
就连科罗廖夫的名字也是首次见报，遗憾的是还只出现在追悼文章里。他的名字在我国被莫名其妙地加以保密，尽管整个（！）外部世界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他被公诸于世、他所得到的如此的承认，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即使在今天也对科罗廖夫的名字和工作成就缄口不言。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工作的最后几年是艰难的。而科学界的平庸之辈，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却在官僚主义者日益占上风的情况下踌瞒满志。比如，通常不是倾听专家的内行看法，而是靠行政命令。宫僚的吆喝胜于学者的意见。
关于那段时期，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札记，而没有依赖记忆。一切正在被遗忘，如果我们想有所体会，就应该借助于客观事实。下面我给您读其中的一页。
这是关于1966年初，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接受如他所说的‘荒诞不经的’手术（您知道，手术的结果如何……）的时候。
在他住院期间由我接替其职务……大约两天后，我们局隶属的那个组建不久的部召开了部务会议。显然是因为误会，也可能是故意地，我们第一特别设计局被招去‘光临’会议，听取批评的不是我，而是科罗廖夫的另一位副局长。他在新部长面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恭听后者关于第一特别设计局及领导者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意见。从会议大厅出来时，我无所顾忌地大声说：‘为了让他们弄清第一特别设计局正在解决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实质，就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否则就是对总设计师打击迫害。’
这件事使我愤愤不平，散会后立即决定写报告要求解除我的职务。这在我近20年宇航生涯中从未有过。我的理由是：同这样一位对新技术的本质缺乏了解又十分粗暴的领导无法共事。
晚上，科罗廖夫打电话把我叫去。问我在搞什么，会议进行得怎样。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告诉他我正在写辞职报告。对此科罗廖夫以他特有的方式激烈地说：‘你把报告撕了，扔进纸篓。他们正等着我们写这样的报告呢。部长们来来去去的，而我们却留下来不动。因为我们身后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成功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工作着的集体。我马上就出院——我们倒要弄清谁对、谁错。’
我们察觉到，有人不想使我们科研部门的领导是一个学者和思想家，而是只知无条件服从的顺从的执行者。这种企图遭到科罗廖夫义正词严的反对。
对科学的轻视，对科学家作用的贬低，其结果使许多领域里的科研事业和科研成果水平下降。这些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