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专家科罗廖夫案件
玛丽雅·帕斯图霍娃
[原编者按]20世纪将作为宇宙时代的开端而进入人类史册。虽然它或许会被另一个,我们甚至暂时还不能预料的时代所取而代之,但每一代人都将怀着不可掩抑的惊奇感回首那最先发生的事件,回首那些事件的筹划者和参加者。1957年10月4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打下了烙印。而在众多“宇宙远方”的人物中,首先并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他的生活、科学思维和创造性的洞察力,都象灯塔一样指引着不仅创业的一代人,而且使所有思考和探索的人在寻找“自我”冲更加坚强。象科罗廖夫这样的、影响着科学进程,甚至影响着整个文明的人们的命运的人,大都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联系,而这一个性又必然超越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兴衰首先表现于站在前列的人们的命运之中。每一位研究科罗廖夫生涯的人,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预见的潜能,都将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我们也不拒绝作者有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力,更何况他代表着积极把握前辈奠定的当今世界的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一代。
我们似乎了解科罗廖夫的一切。出过关于他的书,拍过关于他的电影。而究竟是……
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惯于雕饰的现象仍充斥于杰出人物的生活描述体裁里,在有关科罗廖夫的文献中,这弊端也是不胜枚举。雕饰品是索然无昧的,科罗廖夫其人才引人入胜,因此,我不敢奢望淋漓尽致地表现他的个性,只是试图借助于有关文献和见证人提供的材料来澄清其生平中最“模糊”的地方,探索这些问题引发的一切。
这里有一篇英国《太空飞行》杂志上的文章《科罗廖夫、赫鲁晓夫和人造卫星》,它的作者是詹姆斯·伊·奥贝尔克,1977年优秀历史短评比赛的获胜者。在这篇政论中作出了不带成见地弄清科罗廖夫这一非凡人物的尝试。
“苏联传记作家称作‘学徒’的第一阶段,在苏联历史的官方记载中写得很清楚”——詹姆斯·伊·奥贝尔克写道,并列举了“科罗廖夫在乌克兰的生活,在莫斯科图波列夫指导下的宇宙航行学的学习,最初几次驾驶滑翔机的飞行已成定论。30年代初,刚好是他30岁的前夕,他步入了与火箭运动研究小组齐名的火箭设计师小组。他在工程师灿德尔领导下工作并造访了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后者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并从那里得到了对自己进行宇宙研究的祝福。”
文章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直到1938年之前,这些传记作家的描写都是十分翔实的,但是以后的15年,当这些优秀人物被加以‘选育’或者被隔离起来时,传记中就出现了真假难辨或者干脆是万马齐音的时期。”
我们对于谢·巴·科罗廖夫生活的这一时期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呢?
“1938年——1947年
各个地区都在建设工厂,制作新型的战斗机、强击机、轰炸机。谢·巴·科罗廖夫于1938年6月在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担任总设计师的一个工厂里开始工作。”
我们面前有一张他亲手填写的履历表,“……1938——1942年——任实验设计室设计师,……1942——1945年——任实验设计室副总设计师”——这些,我们可以在阿列克谢。罗蒙诺夫所着《一个宇宙飞船设计师》一书1976年第四版的增补版中看到。
《宇宙飞行,杂志中文章的作者也坚持认为:“在1937年……红军队伍中发生了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所有同事都遭逮捕并在以后被处决。受他支持的一些研究小组自然受到了怀疑。……科罗廖夫在31岁时同其他人一起被捕。他与赞成他火箭研制计划的留哈切夫斯基之间的关系是注定要追究的……科罗廖夫消失在吞噬了几千万俄罗斯人的劳改营系统中”。
究竟谁是对的?我们还是看看文件材料吧。
“1938年6月27日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罪名是他们在审讯中告诉我的:我参加了一个反苏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我被指控在新技术领城中进行破坏。证据是我工作过的科研所所长同志由于格卢什科、郎格马克、H.T.克列伊梅诺夫和其他人的口供,同年秋季我被最高法院最高审判庭判处10年监禁。
1939年这一判决被取消,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判决,……判处我在劳改营中监禁8年。
此后我在飞机制造厂安全委员会担任设计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局系统的新技术工程总工程师”。
这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亲手写下的,就是说从1938年起,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图波列夫身边工作了。是什么促使写回忆录的人写出了这种明显的不实之词而且还好象是在科罗廖夫本人帮助下写成的呢?在平反后又将定过的罪公诸于官方文件中——这是谢·巴·科罗廖夫的权力。但是传记作者是否有权如法炮制强加在科罗廖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