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实呢？
那么1938年6月是怎么一回事呢？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原国家委员会主席格奠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秋林中将讲叙道：
——在一些因公出差的时候我与他推心置腹地谈过许多（在到宇宙飞船发射场之前的飞行持续了约8—9个小时人在那里我得知了他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当因有人告密而把瓦·彼·格卢什科逮捕并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时，谢·巴·科罗廖夫当众声明，他不能相信格卢什科是人民的敌人，这绝不可能。这样没过几天他本人也被抓起来了。
“在审讯我的案子时，我什么也无法证实和解释清楚，因为审讯是在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形式和情况下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真正的审判。
我被指控在那时工作过的新技术领域里进行破坏，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荒诞、更难以置信的指控，因为在新技术领域里的工作永远是我生活的目的和热爱的事业”——引自上述谢·巴·科罗廖夫对平反所作出的声明。
——此后在科雷马河他当过挖土工人，待遇随之大变，他的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格·亚·秋林接下去说，——坏血病的结果使他一半的牙齿都没了——许多年后他给我看了后嵌上的一圈用白铁罐头皮做的假牙，他说话时微微翕动的嘴唇象“啜饮”时的样子，科罗寥夫本来是不该落到这步境地的。
——在谢·巴·科罗寥夫被派往科雷马之前，他在单身牢房里坐了差不多两年，他对我这样说过——谢·巴·科罗寥夫的遗孀尼娜·伊万诺芙娜解释说。
——尼娜·伊万诺芙娜，关于那些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寥夫对您讲过什么吗？
——很少，我也不多间，我知道当时不仅是他一个人在受罪，不想使他再度受惊。当他一回想起那些年月，总是非常不安。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当通知他到科雷马并把他带到码头上时，他们来迟了，最后一艘汽船已经开走了。只好等下个航班。后来他听说那条船沉没了……。谢·巴·科罗寥夫经常说，“在科雷马挖的是金子”。他多次重复说：“我们应该去那些地方，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可没有来得及。我真想使他忘记那些年的事情，别再让他因之受折磨，希望他多放眼未来。
但是，当他生病或我们休养时（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索契我们去剧院看演出），这些事情似乎还在继续困扰他，他常常说：“我应该把那段时间记下来”。我看到他十分激动便极力把他的思绪转移，我对他说：“别人已经写过了……”，“瞧你说的，那些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他反驳道。
关于这个时期科罗廖夫并没有写下什么。囚禁岁月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有什么感受，有什么磨难呢？
唉，要找到答案真是不简单。在那本英国杂志中的确也说：“在这段生涯中，通过俄国特别监狱认识这段历史的俄国工程师把它描写成‘无耻和悲观者’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最喜爱说的口头禅是‘我们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此谁又能证明或是驳倒呢？
——我担心，已经没有人能讲叙这一切了，因为见证人越来越少——科学院院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科罗廖夫的副手及后来的继承者、总工程师说道。——可能叶格尔教授能讲，因为他同科罗廖夫共用监狱里的一个床位——从我的窗子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监狱，他们在那里和图波列夫在囚禁状态下工作。如今整个这条街叫做图波列夫沿岸街，就是这样……但是叶格尔教授不久前去世了。
——然而您不是在他获释后几乎立刻就与他相识了吗，他那个时候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我同谢·巴·科罗廖夫相识大约是在他获释一年后的1945年的11月，在柏林，我们是作为考察德国导弹技术的国家委员会成员被派往那里的。那时他38岁。在我们见面前我就听说过他。当时我在布拉格，从柏林打电话给我说，科罗廖夫希望我们一行易地柏林。并说科罗廖夫是一个果断的人，想做什么就非做到不可。并简短地评价说，他在火箭方面不是生手，是火箭运动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火箭科学研究所的发起者及领导人之一，说他也没有免于我们许多同志所经历的一切。我明白这说的是关于“37年的事”。过后当我见到谢·巴·科罗廖夫时，他精力充沛，显得很有朝气，尽管他经历了沉重的磨难。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在于他作为一位设计师在导弹技术上的博学多识。
——科罗廖夫谈过他遭监禁的那些年吗？
——当然没有，他们被禁止在出狱或解除劳改后散布任何消息，可不知是否让他们写了保证书或者其他什么，但这。些大家是知道的，也理解他们的沉默。
况且在德国也顾不上交谈。我们忙于完成担负的任务，此外，我们的思绪还萦统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上。
——那么，很久以后，你们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并且相互取得了信任，您有没有详细问过他呢？
——没有。您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和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