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您读过《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吗？就是写的我们。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上过学，经常有学生从班级中消失。今天你还与他坐在一起听课，明天他就不见了。而且谁也不会提出问题，提问题是在另一个地方（指监狱——译者注）。这样我们就被教会不提问题了。况且提问题有什么用呢？甚至不用知道事实也很清楚：是哪儿来的人，带走了什么。是工作挽救了科罗廖夫。看来，战争之前在开始逮捕的关头，他的小组已接近于从科研和实践的角度解决导弹技术领域里的任务，这件事关系到他的生命。在囚禁的年月里，他未必可能在此领域取得进展，他当时是与航空专家一道工作。你看现在在柏林，科罗廖夫一旦钻到自己的课题里，便象完全进人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时使我感到他是那么朝气蓬勃和精力充沛，——米申继续叙说着——思绪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并把那一个科罗廖夫同“我们的谢·巴·科罗廖夫”——同晚年的科罗廖夫相比，我只是现在才明白，1945年秋我们见到的是怎样一位饱经磨难的人。
是的，关于谢·巴·科罗廖夫这段生活的完整情况，暂时我还尚未得到。看来詹姆斯·伊·奥贝尔克掌握的事实要广泛的多。
现在，在改革与公开性的时代，假如做出一副正是我们、正是现在什么都一目了然的样子是不公正的。不，还是有人（也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象我们和您现在这样发现过问题、气愤过，在那时对此并不是都缄口不言。有时被扣上了“背叛者”的帽子。光扣帽子是最好的情形了。
现在这些“背叛者”、“反对派分子”被公认为是进步人士。那么请允许我强调一点，那些杰出的思想，今天我们才省悟过来的东西，那些在日益增长的公开性下得出的结论从来并且理当属于他们这样“另一代”的人。
可能在30年代，忙于自己专业的科罗廖夫没有细致地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实质。我想，他未必意识到了他所遭罹的那场灾难有多大规模……（当众发言，对把他的同志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反驳——这不仅是一个正派人及学者的举动，也证实了他对国家正义的光明理想所持的信心），他是否彻底认识到了在科雷马，在156号特别监狱，而后在喀山这段时期的反常现象呢？
1944年，谢·巴·科罗廖夫被减刑提前释放。下面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1944年7月18日至27日记录”中的一段话：“1818，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一号案卷科——6874页
1．同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巴·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阿·戈尔金）”
但这绝不是说，从今以后他就成为社会上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了。尽管他在此期间因从事特种技术工作得到过“荣誉勋章”（于1945年），他身上还是留下了“被判过刑的污点”。
1952年已经当上安全委员会总设计师的科罗廖夫申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可是“过去带有政治污点”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被信任的：说不定要对发展他人党负责呢。控告科罗廖夫的匿名信上说，他隐瞒了自己的民族。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他拿出了父母的出生证：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因此他什么都没有隐瞒。他参加过一次党委会议，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在区委党委……
——关于那里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请读一读这份文件——尼娜·伊万诺芙娜向我建议——这是C·N·莫索洛夫的回忆材料，他那时担任梅吉欣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经过他认可的由他口述的记录。
“除了我转给写谢·巴·科罗廖夫一书的作者的回忆材料以外，我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补充，目的只是为了让确凿的事实能成为一个伟大学者的生平历史的财富……吸收入党是议事日程的最后一个问题，而且决定在党委会上邀请发言的顺序是把谢·巴·科罗廖夫排在名单的最后一个。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并非无意。当接待室只剩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一个人时，市委书记H·B·布雷金把参加党委会的市委机关工作人员都支出去了。当办公室里只留下11位党委委员时，布雷金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工作过的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市委委员的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麦德科夫发言。麦德科夫的发言大致如下：‘现在要讨论我们设计局的一位总设计师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同志的人党问题。我们在党支部和机关党委会上已经通过吸收他，但我必须指出，科罗廖夫同志在1938年曾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判刑。他被赦免后甚至被授予荣誉勋章，但对他的判决从未有人予以取消。’
争论开始了。出现了意见分歧，大部分党委委员表示坚决反对。因此决定直接听取一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本人的想法。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并在发言巾为党委委员们展示了火箭技术发展的前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