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起他就是这个教研室的领导人）：第一次发生在1937年，一年后他又重返教研室；后来一次发生在1948年秋天。在一次大会上强迫大学生和最后一批不知为什么幸免于难的教师放弃反李森科的观点。怎么办？有人屈服了，忏悔了。谁都知道，那些坚持原则的人1937年都被打发到哪儿去了。而萨比宁却果断宣布——以他特有的明快直爽——他不打算做任何类似的举动。他怎能放弃自己终生奉行的科学观点呢！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之后，大学生们凑钱买了鲜花，当场献给了他们的导师。
1948年初，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生物遗传学家来说，摧毁性的风暴尚无预兆。他们所存无几且其中多数业已退出了斗争。只有对那些最勇敢、最无畏的人来说斗争尚显得有意义，有希望。这其中就有萨比宁，他们单枪匹马地坚持斗争，使得人们既为他们担惊受怕又叹赏他们，一次，一位女大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找到德米特里，噙着泪水恳求德米特里多加小心：“您干什么呀，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您这是毁自己、毁您一家人……”德米特里只是忧郁地摊开双手做答。我想，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做了最坏的打算。
的确，1948年起初并没有新的灾难的预兆。对李森科学说的斗争意想不到地增添了年轻的生力军。苏共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当时只有28岁）在一次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的观点，弄得李森科不得不以一连串的保证和致斯大林的一封信来回答他。这封信写得深思熟虑，就本身而言颇有说服力，可实际上却是孤注一掷的：李森科明白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那些关于物种蜕变和自生的荒诞理论给他自己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他曾向国家许诺提供的粮食仍旧长在辉煌的未来；他的（顺便说说——根本不是他的）多率小麦分枝了，却极不稳定。异常软弱，无法叫人指望丰收。
农科界独裁者的宝座动摇了，有些地方，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悄悄地把李森科的大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借口粉刷墙壁。但又不急着去修理，照片自然无法挂回原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接着就是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上完成了对苏联遗传学处心积虑、组织周密的摧毁。我国生物学的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读数：时光的车轮仿佛倒转回去，回到了蒙昧主义时代，回到了到处追捕女妖的时代。获奖的恶棍的大照片重新出现在老地方。可会议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新的灾难！除了那些一手炮制灾难的家伙。
杰出的苏联植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彼·米·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发言中书生气十足地为遗传学辩护，并以同样的书生气批评了到会的李森科。于是，第二天发生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情形：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请求发言。他不知怎么非常含混地开始了这次发言，他说一夜未睡，想了又想，现在终于得出结论：李森科是正确的。现在，他——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将以自己的全部余生为米丘林学说忠实服务。
又过了一天，巳近傍晚。在学者之家的走廊里茹科夫斯基与萨比宁相遇。院士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伸出手迎上前去。萨比宁止步驻足，把双手背到身后：“对不起，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您昨天发言表示悔过放弃了科学的生物学，在这之后我不能向您伸出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列·伊·克拉索夫斯基生物学副博士告诉我：“就凭这一句警句，加上那么明显的姿态，——在那样黑云压顶的日子里——就该给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树一座纪念碑！”
我做点自己的补充。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本人多亏李森科及其食客们的警觉的关照，必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区住满遣送的期限。而我们这些当时的小学生及出色的植物课女教师则在为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又一次胜利而兴高采烈。
这次可耻的会议以后李森科彻底放手干了。从报刊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将近三千名遗传学家一下子被清洗出科学界，这都是些优秀的人杰。果蝇也未能幸免：作为罪大恶极的种族全体都被消除了。以至于六年之后不得不用外汇去法
国购买这些苍蝇。不过这又有什么？这些外国钱我们还能派什么用场呢……
有一个时期萨比宁失业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其著作在国外常被人引为经典，却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
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是萨比宁的学生，恰恰也是那一年被免职的。他对我讲述了他与萨比宁最后的两次会面。1948年10月，他们曾邂逅于地铁的列宁图书馆站台。当时两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地方急着要去。萨比宁没有带那个平日里装满书籍的普通背囊，哪儿都不急着去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奇怪……
随便聊了一会儿。萨比宁突然说：“现在的生物学界真是个有趣的时代——一切更有分量的东西部沉下底层，而分量轻的却浮上表面……”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笑的力量……老师继续说：“但是摩尔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