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地爆发出掌声。
其实，还不仅止于在讲坛上。
不是所有的人在那个时代都能够勇敢无畏地面对李森科的。谁都知道：任何一句反对李森科的话都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萨比宁却毫无畏惧地与之斗争：怎样想的就怎样说。这里有个例子，是他多次发言中的一次；“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工作中有许多新东西，也不乏有益的东西。但是那些新的毫无益处，而有益处的却毫无新意。”
当然，一般说来萨比宁的确是李森科强有力的挑战者。不仅因为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论敌，还因为他向李森科表明了自己激烈公开的反对态度；他还时时转而反击，有时（那伯时间很短）甚至把李森科的追随者吸弓怪咱己一边。这样的事确曾发生过。对于苏联生物学界冒名的领袖来说他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若论对萨比宁的一般态度，李森科会这样大概其地说：“是他说的？让他说去吧！”战前，使李森科更为不安的是科学院院士尼·伊·瓦维洛夫和尼·康·科利佐夫。——他一直捍卫自己忠于斯大林的立场，以示与这两人划清界限——他们对李森科来说才是主要危险。归根结底，正是这两个人体现了遗传学以及李森科所仇视的魏斯曼主义—孟德尔主义一摩尔根主义。而萨比宁按自己直接的专业来说并不是遗传学家（尽管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遗传学家他将毫无疑问地永垂青史）。但李森科并不就此而放过他，李森科什么都不会忘记，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不是这种人。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也不是那种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眼见自己阻止无耻之尤的发明者和恶棍的努力落空时，当他感觉到不断增强的致命危险时他会终于屈服以至沉默。不，他不是这种人。
萨比宁在科学上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是重大的。最为主要的是：他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地测量了植物的根部压力。他通过玉米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所从事研究的现象是极有意思的，且从未有人研究过。
他是世界上做到这点的第一人，时间是20年代。而目前我们已经能从教科书里读到这些了。这是真正伟大的发现，现在已为全世界所知。
萨比宁的另一发现是他完成了（植物）根部在有矿物质参与的条件下的吸收理论。
当然，他在40年代还进行过另一项伟大的研究——影响植物生长及其发育的诸因素。
在下列方面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实验室里第一次通过实验表明，在所有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因素当中最主要的是核酸，即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组成成分。因此，萨比宁学派证实了：植物的生长发育与核酸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森科不懂得这个，也不可能懂得。即便是他有心弄懂都不可能——所以他便不接受这一切。须知对他来说萨比宁的研究成果发出一种不可容忍的、令人难堪的遗传学味道！
那么，从当代科学立场上来看，事实究竟如何呢？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首先揭示了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在地球上整个生物界——从病毒到人——的生命过程中的作用，其中当然也包括植物！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其科学的洞察力令人叫绝。科利佐夫预言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中的双螺旋线；萨比宁则预见到了它在植物命运中的生命作用。
这就是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他们把我国当时的科学领到了世界前列并为其辟出一条光明的坦途。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偏偏不喜欢这条道路：对他来说这太复杂、太不可知了，更何况有一股子野蛮的西方腐朽科学的味道……他本人的理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即使是中小学生也容易了解它……哟，这才是我们的科学；而那个——是别人的。科学无国界？这算怎么回事？对不起，请便吧。
我记得，4O年代末我所在的十年制学校里开设了植物学这门课——当然是按苏联生物学界的领袖、伟大农学家设想的那样。一位女教师激奋地抨击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她冷嘲热讽地讪笑着，攻击着种内竞争的学说；她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激动地讲述了李森科的物种“蜕变”论。时至今日，我的耳畔还回响着女教师低沉悦耳的声音：“植物能有什么竟争？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创出一些树根（她正是这么说的：‘刨出’。意思是说，这是李森科本人干的），它们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帮助！可那些魏斯曼们、摩尔根们（她把他们全都混为一谈！）却在说什么竟争！”
提到物种蜕变，女教师一本正经地宣称：小麦能够变成亚麻，燕麦能够变成燕麦草，松树能够变成枞树，而可爱的小柳莺假如给它们的小宝宝喂食毛毛虫——它们就会长成布谷鸟！她一边说还一边时不时地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话。一切都那么简单明了，怎么这些反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教授、院士们偏偏就不明白？！
而我们，怀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的虔诚一边用心听讲，一边也对此感到惊奇……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曾经两次被李森科们赶出莫斯科大学的植物生理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