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无论是李森科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这一事实本身，还是那封信的内容都仍不为人们知晓（我第一次当众宣读这封信是1987年8月22日，在第七届逻辑学、方法论与哲学国际学术会议上），而那封信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那封信使李森科得以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对苏联生物学界施行了一次大摧残。现将李森科的信全文照录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同志：
我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至于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感到工作起来困难重重。因此，下决心求得你们的帮助。目前，在农业生物学界出现了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状况。
在这一学科领域中过去和现在，在旧的脱离实际的学派与新的米丘林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
当前，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人们知道的原因，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事实上是在对自己的基本观点未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米丘林的拥护者的。可是我们——本来就赞同并发展了米丘林学说的人却遭到非议。似乎是我们责难并歪曲了米丘林学说。这也让人看清，为什么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全部攻击矛头基本上针对我个人而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科学院的领导者，我感到工作非常难以开展。
不过，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正常现象，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检验各学派和各种科学研究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农业战线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领导者得以获得科学的力量去发展米丘林学说，去为我们的实践提供越来越大的帮助的基础。这也是与生物学界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
尽管反对米丘林学派的人不顾科学的客观性并且不时地进行毫不掩饰的诋毁中伤，尽管处境困难，但由于有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为依据，我还是尽自身之力顶住了他们的攻击，并且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自己的工作。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实在束手无策
今年4月10日，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同志在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讲习班上做了一个题为《关于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他以自己的名义亲自讲述了反米丘林派对我的诋毁。
我很明白，由于反米丘林派污蔑我的话出自报告人——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之口，因而会使在场的众多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认为那些不实之词是真实的。此举还使反米丘林的新达尔文主义分子的错误言论得以在各州的基层科学工作者和农艺师以至农业战线的领导干部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严重阻碍我所领导的科学工作者进行正常的业务实践。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打击，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农业与生物科学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为此，我谨向你们提出一个对我来讲至关重要的请求；如果你们认为必要，请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帮助吧。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忌讳批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由于它实在不足为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在此不予细谈。我的任何一项理论的或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都由我本人亲自征求批评意见。我也从这之中学到了对事业、对科学有益的东西。我的全部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批评监督之下进行的。当然，这是好事。
可是，做上述那个报告的人一次也未找过我，他本人也从未和我谈过话，虽然他报告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我而来的。由于没得到报告的人场券，因而我不是在会场上，而是在另一个房间——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副主席米丁同志的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喇叭认真地听了这个报告。至于我是如何理解这个报告的实质的，从我对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所做的摘要记录中即可看出。这部分的记录稿另附呈阅。
有人曾不只一次地指责我为有利于自己所赞成的米丘林学派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受到压制的是我所赞成的那一学派——米丘林学派。
我认为，如果说我本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但不是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自己在科学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所做的工作对米丘林学说的成长与发展给予了很大促进，这话不为过分。
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深信这个要求是不正确的）——保障科学研究领域里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这话指的不是科学研究工作中各不同的分支，而是指不同的学派）。我作为院长在工作中感到棘手和难办的事情就在于此。
对我来说，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也不会做出压制对立学派的事情。因为首先，科学上的这些问题不是用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其次，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