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李森科那一套的危害性。
党中央对这两位生物学家的文章表示了初步的热情。当时，在党中央机构中，党的中央书记安·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擢升至领导岗位。尤·日丹诺夫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他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包括哲学，并且特别重要的是遗传学。还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尤·日丹诺夫就结识了一些遗传学家，亲手做过一些不很复杂的遗传学科目的实验并且确信孟德尔定律和受到李森科的拥护者口头上“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结论的完全正确。
1947年，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出任联共（布）中央科学处处长。他终于有可能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因此而负有这方面的特殊的责任。他开始会见苏联生物学界持不同观点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并同他们座谈。由于他不困于自己起初对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见解，而是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因而他很快就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尤·日丹诺夫决定开展与李森科的公开论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1948年4月10日，来自全苏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的宣讲员们汇集莫斯科参加定期举行的讲习班。举办讲习班是一项重要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需要贯彻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张和各种条例规定都可以通过宣讲员迅速传达给群众，而且由宣讲员亲自用生动的口头语言传达所产生的效果是广播、电影（当时还没有电视）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那时对于宣讲工作格外重视。因此可见，定期于莫斯科举办的这种讲习班，其作用是何等重要。
无须向听众介绍报告人——新任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讲习班上的宣讲员们都熟知，他是当时的思想家日丹诺夫的儿子，于是带着特别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小日丹诺夫所讲的正是生物学的状况和李森科的错误。他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谈到李森科垄断了生物学的研究，谈到了多年来李森科只是做一些在农业上能取得卓著成效之类的许诺，而这些许诺根本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又压制可以为农业带来切实效益的生物学界其他重要学派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小日丹诺夫对自己报告的内容未进行保密，因而，还在讲习班开学之前，有关这篇报告的消息已经传到“人民院士”耳中。得悉这个消息之后，李森科决定亲耳听听这位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要讲些什么，不过不能象众人一样前往会场去听，要想个别的办法。于是，他来到他的朋友、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代理副主席马·鲍·米丁的办公室。米丁的办公室通有有线广播线路，因而不必在会场抛头露面就可以听到综合技术博物馆讲演大厅内的发言。
采取这种隐密作法的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这之前，李森科从未采取过任何回避办法，并且总是毫不拘束地上场应战。看来，这次的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以至无论是李森科本人，还是他的挚朋好友都既未能通过幕后活动取消这次报告，或者再退一步讲，也未能在尤·日丹诺夫报告过程中予以阻止。可以想象，李森科——这个全国闻名，老幼皆知的特有的形象如果突然出现在会场上会给会场听众和报告人以多么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李森科坐在与会场只一条很窄的走廊之隔的那间办公室里，仔细听着十多年来第一次一位党的领导人谈到他李森科犯了决定性的错误。这样的场面似乎有点可悲。此刻，50岁的农业科学院院长、全苏最闻名的科学家不得不孤单一人关在紧闭的门内细听在他有生之年就要将他赶下台的小日丹诺夫的讲话。从他那瘦削和略显驼背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某种受到屈辱的情绪。他没有勇气从别人的办公桌后站起来，走上十来步，进人会场，哪怕是稍微说点儿什么以表示反对，也没有勇气在报告之后随即与这位有影响的批评者针锋相对地交锋。他们互相没有照面，分别离开了会场。这场避而不见的捉迷藏游戏，其主导人物不是尤·日丹诺夫，而是在尤·日丹诺夫整个报告期间，始终独自一人躲在报告大厅比邻的一间办公室内的托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致斯大林的信
这场报告后，李森科走出了颇具风险的一步。他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指望能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为此，他表示不惜以“退位”——自愿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为代价。
李森科此举的惊人之处在于象他这样级别的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会自愿采取如此拿国己前程作赌注的冒险步骤。因为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斯大林外表的平和冷静的背后是暴怒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离开谁也照样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上述那样的冒险举动，无异于是毁了自己。交给你工作，委你以职务，你就在那儿好好干。至于什么时候撤掉你或者晋升你，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对这条不容置疑的规矩李森科当然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决意冒险一试。
据我所知，时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