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克教授。普列津特在文中写道：“对卡尔·萨克斯不值得大惊小怪……令人感兴趣的倒是生活在苏维埃国家的一位教授与这位萨克斯先生一唱一和。不知这位教授对国外的东西还要卑躬屈膝至何种程度。需要指出，有上述行为的正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教授安·罗·热布拉克。他在国外杂志上就萨克斯一次讲话而发表的文章完全赞同了这个亲法西斯分子对以李森科院士为首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先进学派——米丘林学派的理论成就的评价。”
这第一次攻击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于是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幕后策划，准备给热布拉克以更沉重的打击。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得逞了。1947年9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鲜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副博士（此文中署为教授）N·H、拉普捷夫的毁灭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又一次指控热布拉克的卖国与背叛行为。拉普捷夫的原话如下：“安·罗·热布拉克与国外的反动学者沆瀣一气……贬低并辱骂我们苏联先进的生物科学和它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李森科院士……。由于热布拉克丧失了爱国情感和科学家的人格，为资产阶级的偏见所迷惑，卑鄙地拜倒在资产阶级科学的脚下，因此，他已经站到敌人营垒那一边去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使人联想起1937年时的风气：“所有阻碍这个任务（指在最短时间内超过国外科研水平）的人，所有以他们的卖国行为危害先进的苏联科学的人，都将受到舆论的审判。”
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此事非同小可。由于热布拉克在担任白俄罗斯科学院的工作的同时，仍在莫斯科主持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一个教研室的工作，因此，这件事由高教部负责处理。当时任高教部长的是与李森科过往甚密的人——卡夫塔诺夫。他批示在“道德法庭”（类似于今天的同志审判会）上审理热布拉克的问题。一个月后，“道德法庭”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开庭，出席旁听者为数甚众。开庭之前，审判长、当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的米·安·苏斯洛夫作了指示。在法庭上发言的是当时对李森科还很信服的、年轻科学博士尼·瓦·图尔宾。热布拉克的辩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彼·杜比宁。
然而，这次公开审判并不成功。面对公众，法庭根本拿不出什么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而热布拉克却镇定自如地进行了自我辩护。法庭最后宣布，由于安·罗·热布拉克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非爱国主义”言论，给予他通报谴责处分。至于他发表否定李森科的言论，并认为他（指李森科）甚至算不上遗传学家而只是个农学家的问题，法庭认为不属于犯罪行为。
尽管如此，《真理报》上的文章加上“道德法庭”审判，其影响对热布拉克来说是相当严重的。这同时还表明，李森科并未声名扫地，而且在其身后有强硬的后台。同年10月，热布拉克这位全国闻名的遗传学家被撤掉了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职务。国家安全部的人员也突然光临他在明斯克的家。不过，他们未能找到安东·罗曼诺维奇·热布拉克。他没有圆明斯克，而是躲在莫斯科他的朋友们那里。在莫斯科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小日丹诺夫报告的风波
关于达尔文主义实质的公开论战的结果对李森科来说并不乐观。争论文章在《文学报》上登了好几版。N·H·施马尔家森院士、N·A·萨比宁、A·H·福尔莫佐夫、C·N·尤金采夫几位教授发表文章对李森科的新论点表示异议。而李森科的支持者（A、A·阿瓦基扬、N·A·多尔古申、H·F、别列尼基、N·E·格卢先科、B·H·斯托列托夫和尼·瓦·图尔宾）和以马·鲍·米丁为首的哲学家则对他们大加声讨。与此同时，报纸上还辟专栏发表军人、家庭主妇、建筑工人、大学生等各界读者的来信。尽管李森科分子们得到了哲学家和读者的支持，可总的来看，他们还是在这场论战中败北了。李森科的观点在战后第一次受到公开的当众抨击。N·N·施马尔豪森院士和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同行们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角色。谁如果要摆布他们，是不会博得什么好感的。形势不同了，什么是宗派主义、派别思想，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很多人（不只是生物学家）都了解李森科所搞的派别活动，同时也深知进化论者施马尔奈森、植物生理学家萨比宁、或是动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福尔莫佐夫并未结成任何形式的派别。此外，这几位科学家都是在本学科领域内在全国享有巨大声望的学术权威。因此，想用空洞而又笼统的对对方的指责充作科学上的原则性论战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李森科的那些一直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从春化处理法和品种内部杂交到橡胶草窝种法以至借助母鸡消灭田间害虫等大多数意见是有害的。
1947年，两位生物学家——B·N，埃夫罗伊姆松和A·A·柳比谢夫向党中央递交了各自关于李森科学派危害性的论文草稿（每篇均超过一百页打字纸）。他们充满激情而又内行地进行表述，又辅之以大量的数字和对比材料（特别是埃夫罗伊姆松的文章），毫无疑问，会使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