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进化的推动力量，而这一错误只是由于有了他——李森科才得以被发现。用李森科的话来说，进化论的创始人不加批评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论点。因此，他（指达尔文）做了关于自然界存在物种内部竞争的不正确结论。他说道：“物种和它们的变种永远不会过剩，恰恰相反，作为规律，它们常常是不足的。因此，物种内部的竞争是不存在的。”由这个论断，李森科得出了又一“科学发现”，表明他已从应用科学的研究转而深人到理论研究领域，并且与前人相比达到了全新的高水平——发现了植物具有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特性。
这一“理论”受到了生物学家们针锋相对的批评。李森科的“逻辑”一开始使人们都莫名其妙，继而感到愤怒。原来，李森科关于达尔文主义核心论点有错误的结论竟是以在数字上捣鬼，歪曲事实为基础的。自然，对李森科的嘲讽、抨击接踵而来。不过，李森科非常清楚他该如何反应。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所下的功夫井不在科学论证上，然而却是十分有效的。从1946牛11月5日起，《社会主义农业报》开始连载达尔文事业的继承人（李森科自封）的题为《自然淘汰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文章。
在这同时，关于生物学家（此时已不仅是遗传学家，而是生物学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准备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的传闻从各地不时地传到李森科那里。单凭这些传闻，还看不出其中包含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当然明白，在此时此刻开展又一次理论争辩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来自领导层的不满和科学界里生物学家们的对立情绪加在一起对他又是多么大的威胁。在头脑简单的人听来只不过是不明晰的街谈巷议的那些传闻，对于李森科来说则是预示风暴将至的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因而他绝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采取对策，迅速扭转局面。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当然，他很明白，斗争是不能从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在寻找并且找到了他在科学立论上的错误。那么，必须对这些科学家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错误发起攻击，给他们背上思想错误的罪名。这远比自己“区区事实上有所出入”的问题严重得多。很明显，在完成建立米丘林生物学的巨大任务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李森科认为，他的对策必须适应现今让会气候的需要。
时局也在变化。斯大林信守自己提出的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开始运用各种方式加强思想上的压制。
1946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作了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个报告。报告指责《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存在什么立场不稳的问题。接着又对作曲家、电影工作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于那些为古罗马奴隶起义作了不准确的注释的学者大加责难。
这以后不久，又掀起了一场运动——挖出那些崇拜西方、主张世界主义、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的人。义愤填膺地宣布说这些人每时每刻部妄图出卖祖国，对这些人来说，得到西方同行的认可比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还重要，说他们忘了，轮船、火车、电话、无线电、飞机这一切都是最先在俄国出现的。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讥讽地说：“恐怕连大象的故乡也在俄国呢。”这一次运动非同小可，法院又是指控搞破坏、向西方出卖工业情报、搞间谍活动，又是判刑，搞得人心慌慌。
李森科决定利用这一国家政治形势中出现的变化。要紧的是选准第一个靶子，要打击最主要的敌手，最好是拿高层领导人赏识又愿意听其意见的某人开刀。
审判热布拉克
安·罗·热布拉克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其口实是他那篇于1945年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别人或许不记得这篇文章，但李森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这篇文章用来指控热布拉克背叛祖国是再合适不过了。1947年3月6日，《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李森科的亲密挚友N·N·普列津特的一篇题为《生物学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文章。文章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党中央最近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定，赋予了党的积极分子和苏联知识界重要的任务。他们责无旁贷，应该去清除任何对国内外各种思潮趋之若鹜的思想残余，勇于揭露颓废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
接着，普列津特无所顾忌地发表了对遗传学的看法：
“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时，在生物科学领域里产生了一个毫无意义而又先天不足的低能儿——形而上学的，反历史的，又是徒具形式的遗传学说。”
普列津特在引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一段同样怒气冲冲的话后，继续漫骂遗传学家。不过已经不是骂西方的，而是骂苏联的。他宣布，在美国有一份《科学》周刊如何如何恶劣，是法西斯性质的杂志，还谈到了一个在“哈佛大学四下活动的亲法西斯黑势力分子”（普列津特语）卡尔·萨克斯。接着，他话锋一转，宣称在苏联有那么一位与此人如出一辙的人——安·罗。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