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胜而走，传播开来，成为斯大林当政时期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
李森科在战后的困难处境
还在伟大卫国战争刚开始时，发生了一件直至战后仍困扰着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的事情。当德军逼近哈尔科夫时，他的一个在某冶金科研所工作的亲弟弟投靠了法西斯分子。（关于此人的劣迹，早在战前人们就有所耳闻。他曾对那些他所忌恨的人施用简单的却是有效的办法来惩治——写告密信。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人从此失踪了）人们对大名鼎鼎的李森科的这位亲弟弟都敬而远之。战争期间，哈尔科夫这个城市曾几次易手。每次德国人都带着李森科的弟弟一起撤走，当他们卷土重来时，又将他官复原职。战争结束后，他潜逃至西方。
可以想见，弟弟的所作所为使身为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处于何等微妙的境地。尽管没有撤掉他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等职务，但是上面对他的冷淡态度是不难体验到的。
可以说明这种态度的一件事，是战后不久即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安·罗·热布拉克院士的一篇文章。热布拉克不是一般的研究人员，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仅是季米里亚泽大农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上过红色教授学院。为了在遗传学方面进一步深造，他于193D年至1931年3司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进修（从师于染色体遗传理论的奠基人托马斯。摩尔根）。此后，他主持过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遗传学和育种学教研室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在不脱离教学活动的情况下，参加党中央机关的工作。1940年，在他自己的家乡——白俄罗斯当选为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45年，他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长。这一年。热布拉克接受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交给的任务，为美国。科学。周刊撰写一篇文章。这篇题为《苏联生物学》的文章经苏联情报局局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A·C·谢尔巴科夫审阅并批准后发往美国。
这篇文章专门分析评述了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当有分寸地，但还是非常坦率地针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发表的不同意见由于事实上是由党的高层领导授意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安·罗·热布拉克的文章所预示的还不仅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对李森科的警惕与不信任的态度。1946年，苏联科学院开始筹建新的遗传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将开展现代遗传学万面的研究。新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尼·伊·瓦维洛夫的亲兄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自1945年7月17日上任后不久，即开始积极促成组建这个研究所。热布拉克和被其吸引而参加筹备工作的尼·彼·杜比宁担负起编制未来研究所规划的事宜。科学院生物科学学部委员会对建立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的设想和该所的远景研究规划均表示同意。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此事向苏联政府呈交了申请（了解最高领导层内部相互关系的不成文惯例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表明此事已获基本同意，以至可以呈请审批了），科学院人事局甚至已经拨出工资额以备将来研究所录用人员。
另一个对李森科不利的迹象是1946年度的斯大林奖金没有授予李森科安插的人，而授予了两位众所周知与李森科关系对立的科学家：B·C·涅姆钦诺夫院士因所着《农业统计学》一书获奖；B·N·埃德尔施泰因因所写的教科书《蔬菜生》获奖。类似的迹象还表现在1946年当选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不是李森科的支持者，而是尼·彼·杜比宁。虽然李森科依然继续身居高位（例如，他照例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但报刊上对李森科观点的赞扬在这时已大大减弱。
1947年2月，召开了讨论国家农业生产形势的党中央全会。从全会上的发言和全会公报中均不难看出，李森科的许多建议和许诺都受到了冷遇。多年来，李森科宣传的新品种培育、杂交玉米既无必要而且有害、将乌克兰的所有秋播小麦变为春播小麦而把西伯利亚的春播小麦改为秋播小麦是有益的等，一直在农业中推广。这次则不同，在中央全会决议里多处列入了与李森科的主张相反的内客。
所有这些零散的情况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即报多大和政府领导人对李森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他活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李森科本人对这点最清楚。因此，中央全会后，他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次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一方面继续自我吹捧，说明他的“春化处理法”、“土豆夏季栽种法”等建议是完全有效益的，另一方面，尽管是口头上，也承认了近亲杂交法（近交方法）是有益的。而在此之前，只要听到谁说到这种方法，他就会大发雷霆。
原来是达尔文错了
1945年11月5日，各地育种站的工作人员被召至莫斯科听李森科作题为《自然选择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报告。李森科报告的主要精神，是要说明达尔文原来是错的，他错在不正确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