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的许诺。人们还未来得及验证他的前一个设想，一个新的设想又提出来了。
但是，无论李森科如何绞尽脑汁设法解释自己的设想，他提出来的那些办法越来越陷入与最基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遗传的新学科——遗传学知识的矛盾之中。觉察到这一点，李森科开始更加不遗余力地攻击遗传学家。他的论据未必站得住脚，但却是致命的。因为李森科对遗传学家的责难不是说他们前提错误或者论据不足，而是责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一套和颓废没落。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李森科的用语）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似乎是他本人和他的门徒在苏联建立的。瓦维洛夫曾好几次试图以长辈身份委婉地劝导这个自己曾经扶植、提携过的人回到真理的路上来。但是只要一谈及此事，李森科对自己这位恩师的态度马上就变得明显的不悦起来。
踌躇满志的“创新学者”——李森科早在登上克里姆林宫的讲台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之前，与广大科学家的分歧已经发展到遗传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李森科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决定当着斯大林的面讲两个主要问题：宣扬自己的成绩，斥责科学研究上的对手。
于是，第一次从一位科学院院士的嘴里说出有人在科学研究上搞破坏的话，第一次有人把科学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上纲为政治问题。李森科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讲给大厅里与会的农民弟兄听的，而不是讲给斯大林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其他领导人听的。不过，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心里十分清楚，他的这些话会在谁的心里引起难以形容的喜悦。在揣摸别人心理与内心活动方面，这位“人民院士”堪称行家里手。
李森科说道：
“同志们，富农破坏分于对农业集体化的危害你们是很清楚的。然而，这样的破坏分子不仅仅在集体农庄里才有，在科学领域他们同样存在，并且其危害性和极端凶恶的本性一点也不亚于富农破坏分子。我们在确立春化处理法的斗争中和就这个问题与那些所谓‘科学家’的争论中就常常遇到使人感到十分愤慨的事情，在实践中我们也频频受到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推广春化处理法这个战线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吗？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但不帮助集体农庄庄员们，反而去做危害他们的事情。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也无论是否是科学家，阶级敌人终归是敌人。”
稍过一会儿，他的话题又回到科学家的观点具有敌对性质的问题上。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只会白吃人民的饭。这位新任科学院院士宣称：“我们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样的庄员在我国是相当多的）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比某些教授的贡献大得多”。
李森科的讲话越来越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以至最后他兴奋地从座位上一下子站了起来，带头鼓掌并大声赞道：
——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太好了！
第二天，中央各报都将李森科这篇讲话删节至斯大林高声赞许处予以发表。不过李森科还继续讲了下面一段话，对于这段话的涵意恐怕连李森科本人也未必明了，但是它不可能不给那位最为显赫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带来欣喜之情。
请看这段话：
“同志们，在苏联，人不是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只是人的躯体，人是造就成的——拖拉机手、司机、机械师、科学院院士、科学家等等。而我不是天生的，我是那些被造就出来的人之中的一个。我不是生而成为的人，而是被造就成为人的。
同志们，没有什么比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更幸福的了。被敌人杀害的基洛夫同志曾说过，非常渴望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要说，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一名科学家，我感到无比荣幸。”
1935年底，李森科再次当着斯大林的面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主题——遗传学家的危害性问题。这一次，他关于某些科学家事事与他作对，专门干扰他工作的不实之词终于发生了效力。当时斯大林的心腹、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H·A·雅科夫列夫（此人于1938年被枪毙）从主席台上问道：
——你指的是哪些人，为什么不点名字？
李森科当即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人名。其中第一个人正是对他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大，宣传他，并且给他作了极好的鉴定和推荐（缺乏必要根据的），甚至于在这次会议上还在赞扬他的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
这次会议结束的次日，《真理报》报道了李森科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勋章的消息（李森科曾八次获得列宁勋章、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李森科的父母亲得悉这一消息之后，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寄给斯大林。这封信也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有一段话谈到：现在集体农庄的日子过得不错，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这段话给斯大林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他将这段话稍加改动，变成了自己的话。于是，这段话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