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界的悲剧
瓦列里·索伊费尔
下面发表的瓦·索伊费尔的文章纪实性地叙述了我国生物学经历的一段悲惨时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八月会议和随后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接着是1952年的医生案件，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几格拉宁在小说《野牛》、B·杜金采夫在小说《白衣》中作了部分描述。然而，那个时期的生活本身要比读者从最直言不讳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要复杂得多，悲惨得多。这些事件给后来的几代科学家造成了影响，并且延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很多年。作为事件的后果，一些人在谈到敏感问题时谨小慎微，语言暧昧；而另一些人则相反——咄咄逼人，不愿理解对方。听不得不同意见，权力欲无限膨胀。鉴于“伽利略一乌尔班”和“莫扎特一萨利里”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有必要建立切实的保障，以使科学研究上的一言堂、镇压和在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意见者的事情不致发生。每个科学家有犯错误的权利，但是把辩论的权利变成权力的辩论，利用地位、暴力手段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对科学来说是灾难。这些事件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并且只要不搞清这种恶劣社会现象的心理根源，不建立可靠的法律机制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作有凭有据的分析。只有发挥集体智慧，才能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常化，并且确立一条界限以使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未来，这一切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F·P·伊万尼茨基“人民院士”
1948年，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正是50岁。他有理由对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由衷的满足。他不是在暮年将至，而是在年富力强之时，成为全苏最著名的学者。早在1934年和1935年，他已分别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他和斯大林、维辛斯基一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至此，他已是集三个科学院院士头衔于一身的闻名人物。193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前两任院长A·N·穆拉洛夫和F·K·迈斯特相继被逮捕并遭枪决。在这之后，特罗菲姆·李森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这所由尼·伊·瓦维洛夫创建并担任最初领导工作（1935年以前）的科学院的院长。瓦维洛夫同样未能免遇厄运。在遭受李森科本人和与他气味相投的一伙人长期围攻、打击之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于1940年8月6日被逮捕，1943年1月因心力交瘁死于萨拉托夫的狱中。瓦维洛夫被逮捕后，李森科立即追不及待地伸手抓由瓦维洛夫创建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权。新任所长非但对遗传学一窍不通，而且对这门学科耿耿于怀。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曾名扬苏联国内外的研究所所遵循的瓦维洛夫精神被破坏殆尽，遗传学研究所仅徒具虚名而已。当年曾和瓦维洛夫共事的科研人员仍留在这个研究所的仅有三人。瓦维洛夫曾任所长的另一个研究所——列宁格勒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也因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签署的一纸命令而遭受同样厄运。
无论是李森科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者都知道，触犯这位被报界称之为“人民院士”的人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他是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赏和支持的。确实，那些只是出于无意而“得罪”了伟大领袖所宠爱的人的人们，十有八九不是进了劳改营，就是蹲了监狱。
李森科最初博得斯大林的当众赞扬是在1935年的2月。当时，农业生产突击手们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李森科这时早已是苏联新闻界倍加推崇的人物。还在1929年，他就宣布说，将育芽期的麦种进行低温处理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这种方法被称为春化处理法）。李森科的这个设想还未经任何验证，而从报纸媒介到乌克兰以至莫斯科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却随声响应并推广起来。1930年，当时苏联生物学和农业科学的带头人尼·伊·瓦维洛夫院士出于对李森科扶持新生集体农庄的能力、智慧和愿望的深信不疑，开始对他的设想给予积极的支持。春化处理法尚未给国家增产一公斤粮食，而李森科已于1931年被授与红旗劳动勋章。不过正当“春化处理法”被过分宣扬，李森科本人也自吹自擂之时，另外一些科学家——N·H·康斯坦丁诺夫、N·H·利西岑和他们所领导的遍布全国的农业试验站对35个品种进行了系统的、缜密的春化处理法作用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个方法对农民和国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这一验证结果于1935年底发表，不过这时已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了。
李森科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也没有沉湎于“成功”的赞扬声中。他不断想方设法以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每年他都要提出一些诸如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等等的新的引人注目却又华而不实的设想。他象马戏团里的魔术师一样，施展手法对这些设想添枝加叶，到处作大胆的却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