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文主义的保护势力十分强大，即便我想压制也不可能办到。
实际上我不是农业科学院院长，而只是在科学界上层暂且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的保护人和领导者。
困难还在于，我作为一院之长却不能不将在院内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代表人物的科研与实践工作作为全院的工作。因为，反米丘林分子与其说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不如说是在搞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诽谤。
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的。这个学派承认生活条件造成生物的变异，承认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
我很早就接受了，而且至今仍赞成并发展着威廉斯关于农业耕作与土壤培育的学说和米丘林关于有机体发育的学说。这两种学说理论上同属一个学派。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在这方面我感到力所能及，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农业部以及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做些有益的工作。
请原谅，信写得不够有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目前的心境。
信中提到的报告记录附后。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院士特·杰·李森科
1948年4月17日”
毫无疑问，这封信可称之为一篇杰作。李森科在生活中可以以各种形象出现——对待朋友诚挚热情，对待敌人冷酷无情，在领袖的面前则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可是这次非同寻常，以往的各种面具都不适用了，应当另辟蹊径。于是，他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语气：在柔顺、谦恭以至心灰意冷的表面形式下，透着实际上执着的强硬和对异见的不可容忍。他明白，在这种令他难堪的时刻，事情是复杂的。也正是因此，他选择了那些唯一可行的词句。
他在1935年第一次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时，曾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在这封信中则相反，他一方面竭力表现出一副遭到狼（反动的遗传学家们）威胁的不幸羔羊的样子，另一方面，十分出色地利用自己编造的关于狼的神话，将他难以推行自己的计划的责任推到遗传学家身上。
李森科没有责难小日丹诺夫。他用寥寥数语将小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对其批评一事归结于他（指小日丹诺夫）对人过分信任。说什么他由于年轻缺乏经验信任了那些人，以至他们才敢胡言乱语。所有这些哀苦的语气，尽量少地提主要的攻击者和菲薄自己的作法，其用心是明白无误的——表白是恭顺的，并且准备义无反顾地完成任何命令，以期得到授权去惩治那些居然敢到尤里·日丹诺夫那里进谗言的潜在的和明显的敌手。
李森科在信中一方面抱怨有人“不上一次地指责他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另一方面又抱怨什么“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看得出，李森科并不掩饰，进行惩治正合他的愿望。这也是这封信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
凭李森科的机敏，他明白斯大林的意图。于是，他在信中还抱怨，有人向他提出不正确的（他在此强调：“我深信……是”）要求：除了自己这一学派外，“保障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
在这里，他不顾说出来不大光彩，提到与“米丘林分子”斗争的那些人仍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占据领导地位。他在埋怨这种状况时提到，他的拥护者至今“在科学院内仍处于明显的少数”，指望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帮助。
李森科指望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话也能投斯大林所好，是不无根据了。请看：“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了……。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
照他所说，只要不再既必须与科学上的对手斗争，又必须发展米丘林学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他将能干一番大事业，“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为我们的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作些有益的工作。”
信最后带有歉意的“信写得不够有条理”的附言和用“心绪不佳”——这一任何人都明白的原因作为推托之辞，看来是多余的。李森科这封信写得非常出色。他用恭顺的语言将他希望仍旧作一个斯大林宠信的人的激昂情感和强烈愿望表述得淋漓尽至。
李森科还随信附了关于他对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是如何理解的简短摘要说明。这个附件也很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报告中批评的基本要点。
“特·杰·李森科院士的信的附件
我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报告最后部分的笔记摘要
1．李森科是科学发展的阻碍（不承认激素、维他命等等）。
2．李森科只支持必要的研究领域中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即生物学领域。但是，他否定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
3．如果出于狭隘利益而做有损别人著作声誉的事情，那是很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