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对机体内部的特性估计不足），我认为他未能充分利用米丘林学说这一宝贵科学财富（李森科末能培育出任何出众的农作物品种，其原因正在于此），并且对我们的农业科研工作领导不力，在他的领导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的表示，当个人的观点，特别是领导者个人的观点与最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应该放弃个人的观点。他指出，由“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获得的有益作物（养麦、天竺荚、大麻、柑桔）的新品种质地优良，然而未能推广并遭到李森科院士以及拥护他的那些人的抵制。但实际上，小日丹诺夫又尽力阐明，为什么对遗传学家的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应再予重视。
他说：“我显然对自己的责任……估计不足，未能考虑到我的发言会被认为是党中央的正式看法。这是‘书生气’在作怪，在校读书时，在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争论中，我都思考不够，就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有人建议我在宣讲员会议上作报告时，我当即决定讲讲我的看法。这种‘教授式’的作法，无疑不是出于党的立场，是愚蠢的……。
列宁曾多次指出，承认这种或那种现象的必然性孕育着导致客观主义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未能避免这种危险。”
尤·安·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信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的错误根源，在于对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不够，为米丘林学说而斗争的战线部署不当。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和不成熟而造成的。我将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尤里·日丹诺夫。”
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发表这封信，其中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尤·安·日丹诺夫在提及李森科的主要错误时口气已不是那么尖锐。这一次，客观真理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既然尤里·日丹诺夫都顶不住而悔过，对那些小人物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8月6日晚，与N·M·茹科夫斯基过往甚密的某人得知了即将发表小日丹诺夫致斯大林的信的消息。他随即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转告给N·M·茹科夫斯基，这个消息又从他那里向更大的范围内传开了。当天夜里，在那些虽然不象拉波波特或涅姆钦诺夫那么坚决，但毕竟在会上发过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遗传学辩护的科学家当中，有两位——N·M·茹科夫斯基和C·N·阿利哈尼扬出于恐惧，决定紧急声明悔过。
看来这是在强制逼迫下人的灵魂自我泯灭的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全面禁止遗传学
由李森科以党中央的名义宣读的关于今后在生物学研究中，只许有一个学派的决定，使对科学家们的全面迫害得以放手进行。以前被李森科等人名为公开的或潜在的敌对者的人，这次都给戴上魏斯曼分子、摩尔根分子、孟德尔分子的帽子。全国各地最有学识和创造性精神的专家均被召至党的机关或党委会，强令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与以前的观点划清界线。答应这样做的人被逐个送到群众大会（这种会到处都在召开）上接受公众批判。他们被称作科学上的敌人，并且被强迫在李森科那伙人和他们的追随者——那些行为最渺小而嗓门却最高的“科学上的平庸之辈”的一片恶毒嘲讽、起哄、戏弄声中当众悔过，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拒绝这样做的人则被赶出科研机关。（然而，那些具有声望的专家即便是过了当众检查这一关，也往往照样被赶出科研机关。正所谓挟嫌报复，不择手段）
领导干部的处境最为困难，因为惩治是依职务不同而逐步升级的。如果是普通科研人员性格又随和，那么他受的惊忧比较轻（相对的），而如果是领导干部，那么，无论你是年老多病还是战斗英雄，都要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揪出来。
地方上的审查规模和对人的精神析磨更是比中央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基辅为例，8月30日至9月2日，这里召开了加盟共和国级别的会议，在会上，谢·谢·切特韦里科夫以前的学生C·M·格尔申宗被强令悔过。他对所有的要求都照办了（承认以前的科研活动是有害的，批判自己的导师，宣布“与徒具形式的遗传学完全划清界线”，并且“坚决站到科学的米丘林学说一边”）。然而M·A·奥利尚斯基仍揪住他不放，说什么格尔申宗，企图将自己的工作说成是从米丘林到摩尔根各种观点兼有的混合物，这是徒劳的。奥利尚斯基宣称，格尔申宗的全部活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跟在魏斯曼主义后面亦步亦趋”。
党员的处境也十分艰难。按照党的路线的要求，他们必须悔过。大多数党员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承认“错误”。A·P·热布拉克在8月9日发表了一封信，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指责别人，没有贬责自己，也没有诿过于人。他声明：“……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来自人民的科学家，不愿被人认为是党的背叛者，不愿在科学家们为祖国的昌盛而完成崇高使命的时候被弃之局外。我愿意用季米里亚泽夫和米丘林提出的方法，在国内公认的先进学派内从事研究工作。”
这样的声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