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使当时在台上的领导人满意。在热布拉克声明的下面登载了同样篇幅的另一篇声明——《编者按》。按语首先指出：热布拉克提到，似乎党曾对遗传学研究中的两个学派予以认可，这不是事实。本报编辑部声明，党在过去和现在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学派——米丘林学派。《编者按》随后宣布，在热布拉克的信中有五点错误。按语最后说，编辑部已将热布拉克的声明记录在案，而“这一声明是否出于真心实意，还要看热布拉克教授今后的行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编者按》发表以后。等待热布拉克的会是什么。
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也是党员，他的作法与众不同。他来到区党委，将党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放，然后表示要退党，因为在党对骗子和黑势力分子予以支持的情况下，他不能留在党内。当然，拉波波特这样的作法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分受到压力的生物学家，在基层农业科研部门工作的人员在李森科分子面前，只有忍气吞声妥协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是看不清，而是不愿去看清李森科等人主张的反科学性和盲动性。而大多数人则因弄不清争论的具体细节而未能对李森科等人的一套予以明确的抵制。对干那些名为科研人员而实际上不具备应有的知识的人来说，李森科成了他们免受来自真正的科学家批评的最好辩护人。
还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了解形势，也了解李森科的底细、他的策略以及他如何实现这些策略，尽管如此，他们仍决定投向胜利者的阵营。这些人或是出于恐惧，或是想不惜任何手段，包括不光彩的手段谋取政治资本，或是怀有无论如阿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都走上了眯着良心搞阴谋诡计的道路。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吹捧李森科以及他的仆从们的划时代著作，卖力地寻找自己过去的同事们的错误，对在世界科学领域内声誉斐然的科学家们痛加声讨。他们杜撰出一些说法加在那些著名的俄国生物学家的头上，说什么似乎这些大科学家为李森科学说的出现作了准备，似乎他们早就保佑过李森科。他们还象斯大林时期一度曾有过的那样，尽力证明人类思想上的成就都出自俄国。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述李森科文章的意思，或是照引他的原话，指望以此来免受李森科分子的非难。
在那些年里，科学工作者受到甄别淘汰。李森科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不甘屈从的科学家都遭了厄运——他们被赶离工作岗位，致使有人患脑血栓，有人自杀。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即是一例。多年来，他一直与李森科主义进行忘我的斗争以致最终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下放到克里米亚工作。由于不堪忍受中伤和陷害，萨比宁于1951年4月22日开枪自杀身亡。
如果说对未能完全认清形势和自己在科研事业与学术争论中作用的政工人员、正统哲学家、一般的专家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对那些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内心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然而却出卖自己尊严的科学家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H·N·努日京教授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写正统遗传学的，后来他猛然意识到应该将论文改写以投李森科所好。此后，努日京一直效力于李森科，并且受到他的赏识。作为报偿，李森科让努日京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只是由于弗·亚·恩格尔哈特和伊·叶·塔姆②和其他院士的原则性立场，努日京才未能象特·杰·李森科及其庇护人尼·谢·赫鲁晓夫很多年来一直希望的那样，晋升为院士。
对于那些“改变观点”转而与李森科分子合作的人未必都可以用形势所迫来解释。有的人如此进人角色，以至后来到了5O年代仍继续贬斥遗传学，甚至与遗传学无关的研究工作也被牵连进去。（例如，M·E·洛巴绍夫在1954年出版的《俄国畜牧史纲要》一书中，A·E·盖西诺维奇在编纂伊·伊·梅契尼科夫的《生物学文选》（1950年出版）时都曾这样做过）当然，普遍的、常见的是意志薄弱和胆怯。而只要有哪怕是一次怯懦退让，你也就失去了对事情进程的实际影响。只图一时的名利，会导致未来的失败。每次的怯懦行为又会在周围人当中引起反响，促使他们也做出类似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杰出的遗传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所表现的无所畏惧的态度和不做任何愧对良心的事情的行为令人格外起敬。在高尔基市，大学校长A·H·梅利尼琴科将遗传学教研室主任谢·谢·切特韦里科夫找来，要他悔过。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宁可被迫放弃研究工作也不愿悔过。C·H·阿尔达什尼科夫、B·B·萨哈罗夫、B·E·亚历山德罗夫都因不愿悔过而被停职。还有一些科学家由于不屈服于强制压迫，没有卑躬屈膝而被放逐到外地。他们是：E·N·格伦博茨基、H·H·索科洛夫和B·H·西多罗夫（这几位被下放到位于远东地区的雅库特）、M·N·卡姆希洛夫（被逐放至位于白海的达里尼耶泽连齐）、E·N·瓦辛和B·H·瓦辛（被下放到萨哈林）、J·R克尔基斯（他成了中亚地区某国营牧羊场场长）、P·B·黑辛（他改了行，到立陶宛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