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１９７３年后期和１９７４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志断言，在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１９７２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千多人被杀。（关于１９７２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８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１９７４年１月）
１９７４年１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系降到了自１９６９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１月１９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Ｖ·Ｉ·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Ｕ·Ａ·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Ａ·Ａ·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１月１５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１９６７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１９７２年６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１月１５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