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