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１９７０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了“５７１”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他。据说，“５７１”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１９７１年后期～１９７４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１２月２２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７２年３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中……”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５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１９７３年８月和９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