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与内战连系在一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是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继续指出：“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最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道路是未曾有过的。……但是，从那时起，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同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移到人民手中。……争取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条件。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宠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
在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了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无辜的人民招供，并将他们大量地处死；谴责了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谴责了１９４８年斯大林对破坏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在任何意义上都决不标志着苏联政策的新发展，而与当时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观点相一致。在１９５２年斯大林出席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曾经指出：“苏联所奉行的和平与各族人民安全的政策的根据是：如果有着相互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而且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合作就是十分可能的。苏联过去一直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而且不问其社会制度的差异。……我们决不打算用武器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经济制度。斯大林同志说：‘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要求革命，就得自己进行它的革命；如果不要求，那就不会发生革命。’……”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协定中首次系统阐述的。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万隆所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支持关于提倡全面禁止生产核武器和普遍裁军的决议，并发表了中美关系的下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去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赫鲁晓夫报告的新特点在于他否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承认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虽然这些理论连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后来成为中苏两党激烈论战的主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对这些理论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进行公开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的声明中认可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
中国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介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否定在整个东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波兰和匈牙利采取了公开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形式。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的一次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新的政治局，斯大林分子被排除出政治局，并选举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于１０月１９日飞往华沙，与此同时苏联坦克兵团开始向华沙推进。然而，波兰领导人立场坚定，１０月２３日赫鲁晓夫保证所有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将返回基地。在后来的官方声明中，中国共产党透露出了它对波兰危机的干预，并规劝苏联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也不要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去谴责波兰党。
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匈牙利发生了一次武装起义，随之而来，在１０月３０日建立了四党联合政府，该政府宣布终止一党制。在同一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布达佩斯立即撤出苏联军队，但是至１１月４日，苏联军队进攻了布达佩斯，用武力镇压了匈牙利民族起义，并建立了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其后，中国政府的声明透露，上述政策的变更，是以中国人的意见行事的，并且宣称赫鲁晓夫采取了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是在中国政府的竭力劝说下，苏联才“去保卫匈牙利革命”的。
１９５７年元月７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他于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６日访问了华沙，并于１月１６日至１７日访问了布达佩斯，尔后又于１７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１月１８日，布尔加宁元帅与周恩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倡，以欧亚集体安全条约和大国裁军协定来取代军事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