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年度1981年
演讲日期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学历
1939哈佛大学学士
1940哈佛大学硕士
1947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
1950年～1955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7年～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Professorof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国企业准则》（TheAmericanBusiness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Economic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in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neDecade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inEconometrics：ConsumptionandEconometrics）
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意外的奖学金
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Prize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
初生之犊
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