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EconomicProgramforAmerican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