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姐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槁。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良师益友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插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用无穷。
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Fisher），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能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
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