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中共，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