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既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专制，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冈村在其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这样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后、羸弱的国家，或许还没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再加上明治以来定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愈加蔑视它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将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脑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强暴妇女比抢掠财产更令人痛恨，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深知这一点。如何节制官兵们的兽欲呢？冈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满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妇；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强奸行为，通过对受害人付“慰问金”的办法进行所谓“调解解决”；最后来了点儿硬的，建议陆军省制定所谓“战地强奸罪法”。
慰安妇，即随军妓女。18世纪以来的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的做法，日军独此一家。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没有这样干过。谁发明的呢？有的战史书里认为慰安妇起源于《麻生意见书》。1937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即《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官兵性欲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意见书呈递到军部后被采纳，所以日军从此有了这种专以满足官兵性欲的机构。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也未经过详实的考证。一个小少尉的报告能否呈递到军部并引起重视值得怀疑。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冈村恬不知耻地明确承认：“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二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缩小了日军兽行的数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军才这样做的。其实，随船妓女在帝国主义国家海军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规模征集的，也并未专门组成一个“团”，成为一种专职组织。所以，尽管解释和遮掩一番，他总归承认了自己是日军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部队越需要。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是在1939年，但是在冈村的建议和争取下，第11军在武汉会战中便提前列编了，“现在我麾下的几乎各个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慰安妇们在第互互军里享受允许着军装的“待遇”，随各单位后勤机关行动，每到一地立即设营以肉体“慰劳”作战部队官兵。
效果怎样呢？一些部队有所收敛。冈村承认：“但像第6师团那样的部队，虽有‘慰安妇’同行，奸淫仍未绝迹。”
武汉作战初期，日军慰安妇粥少僧多，还满足不了官兵们的需要，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冈村断言“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经他的默许，“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日元”。在他看来，其部下的禽兽们施暴于中国良家妇女，似乎是花钱逛妓院。不过，比起日军在南京作恶时先奸后杀的通常做法，还算是对受害者“开恩”了。
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赤贫。日军一般官兵在中国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即使抢到点细软，从战地寄送回国内家中也颇费周折，所以唯有对人下手，肆意杀人强奸。武汉会战后期，冈村愈来愈意识到日军的暴行已直接影响了军事行动，便想用点儿硬的手段来约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浔线战事未了，冈村接到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称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宰吃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件，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