畑俊六担任，第6师团也由稻叶代替了谷寿夫，但是这个师团还是属于第11军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担心这群来自南九州的官兵给他惹麻烦，对于皇军征服中国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军司令官职权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该师团巡视。
“7月18日，我访问了第6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据他讲，该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于是，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
训示中，他首先夸赞第6师团在皇军里是有名的精锐师团，在进攻南京的时候，首先攻进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会载人皇军辉煌的史册。然后话题一转：“我军要完成圣战的使命，一定要发扬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顿军风纪。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也要改变。敌人被俘以后，第一线部队不能借口给养困难，养成杀俘虏的习惯。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据被俘的敌军军官说，被日军俘虏就要被杀掉，后退就被督战者杀掉，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一条路。这对皇军是不利的。如果继续杀害俘虏，实际上就是增强敌人的抵抗力。我并不爱敌人，也不喜欢俘虏，但是为了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我军应该改变对俘虏的态度。同样的，对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欢他们，特别是敢于反抗我们的老百姓，我也和你们一样憎恨他们。可仅仅憎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们不帮助敌人，归顺皇军，进而帮助皇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