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冈村接的另一份报告称“我军为攻占武汉紧急修筑的陆军飞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长江对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轮奸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顿，煞费苦心征集的当地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对部属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为这类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害”。
由于小池口机场跑道能否尽快修筑，与攻入武汉关系甚大，冈村便派军司令部人员“直接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并亲自参与对事件的处理：
“当时，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轮奸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
冈村宁次似乎倒比两个“执法者”明白些：“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来亲自控告？宪兵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那几个兽兵在作战的节骨眼儿上妨碍了大局，惹恼了军司令官，自然没得好果子吃。这件事过后，冈村称“我痛感必须设立战区强奸罪法。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应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国内时，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两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一纸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日本侵略军官兵的禽兽行为呢？中国人民和其他遭受过日军蹂躏的国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过，冈村率领下的部队进入武汉城，倒的确没有再现一次南京惨案那样的暴行。由于这次还是那个第6师团打先锋，入城前他找师团长稻叶研究方案，决定让该师团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进入市区，其余全部不许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队长会议，训示道：“……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等；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云云。
为了减轻中国民众的激愤情绪，冈村又向各部队提出了“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城式”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日军这次打入武汉比攻占南京花费的时间长得多、伤亡也大得多，因为在南京及其周围双方并未进行过多大的战斗。而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是真下了本钱的，4个多月令日军死伤数万人，它要大规模报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时更有“理由”。冈村称，“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行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汉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冈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如果日军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另外，从军事上说，对武汉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的极大消耗和国内调兵的捉襟见肘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日军今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国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但是，侵略军官兵为非作歹已形成习惯，武汉城内外日军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断发生。还以日军“第一大军纪问题”奸淫来说，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一书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在这些淫窝中惨遭蹂躏……”
冈村在其日记里也承认，“爱民方针实现起来颇感困难”。但他不认为这是日本军队的那种禽兽般的氛围造成的，他说现在大部分部队因随时伤亡、随时补充，都换了几茬人，多数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他们来军队的时间很短暂，而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会没有教育好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社会之罪、国民之罪”。冈村还居然感叹近年来“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好兵只能由良民来培育”。他把日本军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