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
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证实第1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
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1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中国军之
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1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
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作为以上证据双方代表于此签上名盖章。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宁次和熊斌经讨论，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此外，日方还提出希望条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非法侵占；第一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使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正如战后日本战史专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样：“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冈村宁次就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为后来“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楔子，尽管他战后竭力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战协定，仅经过数小时的所谓“谈判”就高速度签了字，除何应钦在日本军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战和冈村在谈判桌上的欺诈威逼外，冈村宁次后来还谈到了一个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驻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永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永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冈村和盘托出了他这个谈判高手，与部下里应外和共同施展欺骗、讹诈的嘴脸。
与熊斌签完字后，冈村着实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转天的日记中看出：“夜独居客舍。此次签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义元帅暴病死于任上，冈村于8月初送灵柩回东京。7日，武藤葬礼一结束，本庄侍从武官传天皇圣谕要召见冈村，“我作为一名少将，被再次吩咐即时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冈村去叶山御用邸参见天皇，并用了约15分钟把塘沽停战协定的拟制和签订情况详细上奏，“陛下非常满意”。后来，裕仁天皇还亲自率侍从，携带协定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因为这个协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是它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达成停战协定，也使伪满政权感到高兴。冈村称：“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满洲国国务院设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日本人炮制和扶植下的“满洲国”虽然“立国”，但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冈村宁次视塘沽协定为他一生事业的“杰作”。由于这个协定是经他本人拟制和签订的一时其内容的夸赞“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同长期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采访冈村时问道：“如果日本在进入满洲或在塘沽阶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这时作为待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对这位“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一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的美丽小姐的卓越见解，不胜惊叹”。冈村回答说，塘沽协定签订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
冈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谎——一个是战争赌徒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因为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得到了这份塘沽协定。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默认了它侵占长城线以北的事实，对华北事务它也可以插上一手。无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太大，竟进一步要发动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