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他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不承认工会。15日，又公然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天，上海日本内外棉12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日本大班川村对顾连许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同时受伤者达13人。
事件发生后，冈村宁次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遂建议总领事矢田与英国领事会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狡猾的冈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佬果然中计，他们卖力地镇压本来由反日引起的这次工潮。5月30日，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民众，南京路上血迹斑斑，示威者死伤数十名，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6月23日，英国人又愚蠢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而在这时候，日本却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没替英国伦分忧解围，由冈村领导的特务机构甚至还秘密拨款，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由日本纱厂引发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所以，矢田总领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冈村等人搞到的“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报，一面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月本军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这位谈判高手，为了日本的侵华权益，极尽狡诈诡计、威逼利诱之手段，确实从未做过赔本的买卖。
除北京使馆外，上海领事馆是当时日本驻中国各大城市诸多领事馆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作为领事馆内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武官，冈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南方的地理资料，以备日军将来侵华作战时使用。对军部的这项任务，他时刻铭记在心，伺机下手。
当时中国的分区军用地图，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军阀都极珍视各自区域内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外人极难获得。冈村宁次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曾接受其学生孙传芳的聘请，兼任过孙的军事顾问。孙传芳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也是抱着内外有别的态度，冈村曾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