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冈村宁次心里明白，下手的机会总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冈村派日特永见少佐去苏州出差，水见从当地军阀那里，以欺骗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然后请在沪开设照相馆的町田老板拍照下来。
另一次是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顺手牵羊亲自扒窃走的。对此，他倒也贼不避讳：“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竞遭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冈村宁次后来回国后，把搞到的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数额颇大的秘密赏金”。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甚至奉承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大概是由于清末留学日本的那帮测绘生手艺还不大精。或许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冈村他们做贼搞来的这些地图错误较多，以至侵华作战时，冈村“在前线到处都可听到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我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得来不易！”在冈村领导下，当时负责具体作战部署的宫崎更是深受其苛，也不得不指出上司年轻时搞来的这些破烂地图，“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襄东作战的北部地区，曾发现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细微测量所致”。
其实，这些含误的军用地图，给日军后来带来的不止是宫崎轻描淡写的“一些差错”，而是武汉会战中几乎整整1个师团的覆灭。不过，30年代的日本大小特务，还赶不上冈村他们那一代的扒窃本领，也没有这个机会，新版的国民党军队更详细的军用地图弄不来，也只能拿这些中国旧军阀混战时期的军用地图凑合着用。这是后话。
冈村在谍报武官的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事业效了大马之力。可是，也许是上苍的报应。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屡遭不幸。
武正是他的次子，生得聪明可爱一随冈村夫妇来上海时刚满10岁。他来上海后，冈村把他送到千爱里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由于小脑瓜聪明，加之勤奋用功一其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被冈村夫妇引为骄傲。
1925年2月初的一天，已在上海住了一年多的小武正与班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黄浦江外滩玩耍，晚上回到家就嚷着头疼，理枝忙把他送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得了猩红热。因为是烈性传染病，医院不收住院，理枝只好将儿子带回家来。
2月15日，武正在家发烧到40度，理枝想请大大来，但人家一听是猩红热都不肯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14岁的老大忠正又病倒了。理枝看着这两个病儿，多么希望丈夫在家帮她一把，可冈村干什么去了呢？
这时候，上海日本纱厂的“二月罢工”已经开始，并有蔓延之势，作为领事馆的情报官员，冈村要协助总领事去全力对付。等到17号晨冈村匆匆由领事馆赶回千爱里，武正已气息奄奄，勉强睁开双眼望了一下爹妈。便死去了。
理枝恸哭不止。面对11岁儿子的死去，冈村宁次与其说是悲伤，倒不如说因内疚痛悔而发呆。他自愧因忙于“公务”，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悔当初不该带他们到中国来。妻儿跟着他为了天皇的“宏业”。已经搭进了一条小性命，下一个该是准呢？
理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失子的悲痛使她很快病倒了。冈村想，自己在上海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不能受病妻的拖累，因而决定送她回东京治疗。
8月9日，理枝携老大忠正启程回国。上海汇山码头上，冈村和理枝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理枝随丈夫来上海才一年多，就失去一个儿子，现在又留下丈夫，带着病弱的身体回国，心里颇不是滋味。对她来说，大上海，这个她丈夫着魔于“事业”的地方，是个多么可怕的城市，她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还是那艘班轮“长崎丸”，载着返回日本的旅客缓缓离岸。理枝回眸望了一眼陆岸，这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