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