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南已经一连几个月没有收到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的张竞生的信了。平时她每月都可以收到他的两三封信，尽管有些信只有只字，可它毕竟是报安的家书。如今快半年了，竟然连一个字也不见，这不能不使她忧心如焚。
近段时间她常常听到一些不祥的信息：什么张竞生已被抓起来了，什么他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走在路上，会有人在背后指手画脚地说她；回到家里，会有人在窗户外叽叽喳喳地议论。她心里异常的恐惧慌乱。
一夜之间，张竞生却悄然离她而去，留着字条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母子出去团聚，可转眼一年过去了，却突然地断了音讯。前些时他告诉她，他已经奉调到南方大学学习改造，还说这也是他自己志愿的，她都信他，默默地挑起了照顾孩子，看护旧寨园的使命。家乡也解放了，她不敢再雇用佣人，一切都很亲做亲为，生活比从前艰苦多了。她什么都要学着干，挑炭、挑水、做饭，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干过的。
一晃半年光景就过去了，一晃又过了半年。
这些日子以来，每当她估摸着竞生的信该到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旧基园的门口盼着邮差的到来。半年里她多少次仁立门口，看着邮差匆匆地从自己的身旁走过。她失望了。
她头一个月没有收到张竞生的信心里尽管很急，但还是作着种种猜测，或许是工作忙，或许是病了。她心里多少次地怨过他，不管怎样你也该写几个字呀！
不过，埋怨归埋怨，黄冠南非不责怪他。自从嫁给张竞生后，他就成了她的依靠，特别是随着张竞生来到大榕铺后，她同这里的所有女人一样，丈夫喜欢的她也喜欢，丈夫不让做的事她决不去做。
这几个月来，黄冠南给张竞生写过二十多封信，但她却未接到他一字的回音。她只得把自己对他的埋怨、怀念，深深地埋在心里。每当她想丈夫的时候，她就情不自禁地翻出他以前的来信，细细地读起来，以慰那心灵的空虚与惆怅。
其实，张竞生在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里，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给黄冠南写信，他心里总也放不下她。一是锻炼身体，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六十三，七十四，过关如过世，他总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新生的世界呀！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散步或劳动。每次过一个星期便给妻子写信一封。可是这近半年，妻子总也来信责怪自己，说为什么那么绝情，连信都不写了，这是为什么？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天蒙蒙亮，张竞生睡不着了，起身穿上南方大学发的棉衣，穿着一双旧布鞋，从广州法政路寓所出去散步。当他走过越秀北路却被一位民警当“流窜犯”拦住盘问。张竞生再三申明自己是早晨出来散步的本市居民，可那民警瞧着他那一身打扮，怎么也不相信，一直跟踪着他回到了法政路的住所。
张竞生把这当一笑话写信告诉了黄冠南，本想她一定回信“讥笑”他几句。然而却完会出乎意料，她在来信中竟然只字未提，而且又责怪自己没写信给她，这不更奇了吗？
张竞生哪里知道，他写给黄冠南的信，每封都准确地寄到了饶平，寄到了大榕铺，之所以未能送到黄冠南的手中，是被当时乡村的“红色政权”农会截留了。张竞生不属地主恶霸，也非土豪劣绅，更纳不进反革命之列，但截留信件的人目的是明确的。
我们的祖先一代接一代的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继承下来了许多的优良传统，但也留下了一些有害的习俗。张竞生的故乡有的仍然信奉着旧的陈条，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把一个人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社会主义就多一份安宁，像张竞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颇有争议的人物，属不属于阶级敌人呢？他们认为是肯定的，但没有证据。于是，便幻想着能从私人信中找到点蛛丝马迹。
然而这些人对张竞生的近况根本不了解，更没想到解放后张竞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竞生进入南方大学学习后，为了把以前学到的本领更好地贡献给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向自己提出思想和知识的更新问题。有人认为他留过洋，当过大学教授，还进南方大学读书，实在不可思议。可张竞生自己却觉得学无止境，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觉得自己当务之急是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出版部门还较落后，书店有关马列的书十分缺乏。张竞生便时常出入广州旧书摊，买来一迭迭的的马列著作，认认真真的学着。在金山中学读过书的方方副省长也十分关心他，写信向他问安，并鼓励他好好学习，不要挂心家里的事情。张竞生在南大生活得异常舒心畅快。
可是信被农会截留了，黄冠南根本无法猜测到他的近况，加上截留信件的这些人不知出于何意，不但截留了张竞生寄来的信及生活费，而且不断编造出吓人的消息。
从小深得父母之爱的黄冠南，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如今，她就像一只遭受到弹五之惊的小鸟一样惶惶恐恐，整日提心吊胆。而且她眼下又断了一切经济来源，她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双肩来养活那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