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7年的一天。
南华学院的礼堂里早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就连登上讲台的两边不高的七级梯阶上也分别被18个人坐占着。听说是著名博士张竞生要来，演讲的又是“革命”的理论，新奇与仰慕顿时充满了南华学院的整个校园。自愿而来的听众中，既有年过半百的教授、校工欲”相对立，人应该“居敬穷理”，革除人欲，复明天理。又，也有羽毛未丰的附中学生，而更多的是血气方刚的该院高年级学员。
张竞生，依然是黑衬衣、西装短裤，只是手里少了一根文明根，代之是一本讲义。他一步一步走向讲坛，显得那样庄重严肃。他放下讲义大成于韩非。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顺手轻轻地推开面前那杯开水，从容不迫。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今天我承贵院主任数次邀请得来此间和各位见面实在觉得很高兴。今天看见各位这样热情使得我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是个学术的讨论，其题目为《民需论》人的使命德国费希特的哲学著作。1800年出版。正文由，兹将其分为两讲述之。
他的语调是那样的铿锵有力，理论是那样的清晰透彻：
第一讲
所谓“民需”是指生存、智育、艺术三种需要，这三种需要是天赋的人权，每个人从抓吸坠地生下来以后即有的要求，不论任何人甚至父母都不能侵夺，任何政府都不能漠视。一个人从其脱离母体出生后即有生存权，长大成人时便有智育权（即教育权），受了相当教育后再进一步便有艺术权的享受权，三种权的享受在人生中是不可缺一的。
三需在历史上有其一定的规律，大概是起于独立而终于联系。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三需中的首脑——生存权，是起于自然的需要，初民的生活为渔猎然后进为游牧以致初级农业时代。在这些时代，人民为自己生活毫无把握，又因畜牧耕耘，个人与个人，或团体与团体，势力不能不有互助与竞争，一面要竞争一面要互助（这可见达尔文的竞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看是一方面，而实则是互相并立的）。人民一是将自己无暇管理的政权不得不付托于人或一种机关，最初为家长与宗老，继则为首长等等。
智育权起于人类好奇心与需要。人类最初觉得自然界现象复杂甚为惊奇，后来在这种复杂现象中觉得有些与生活有密切关系，因而生出一种知识的需要。起初是由庙宇的僧侣德者开始研究，进而是士大夫的特殊阶级再到社会进步而至，今日便有学院与普及教育的成立。
艺术乃起于性好动及娱乐。群众的跳舞歌唱，以至于大建筑及特殊艺术家都是从这些人性演进的。
三需本是依着这个次序发展的。而人们本应依着这个次序而获得三需权。可是为什么会直到今天我们还得不到这三种需要呢？为什么会受到饿死的威胁而得不到生存权，很多人受不到教育权进而许多人连有形的艺术都没有享受呢？据我看完全是由于政权独立的毛病。
初民时代以至初期农业，人民的生存权绝无保障，彼此间不能不互相帮助而且有竞争，于是不得不托付一种机关来处理一切事务。最初的组织不过为一种家庭性质，父母为一家之长，或宗长管理一部分人，毫无政治生活性质而纯粹为这三种需要而努力。及到了部落的酋长，政权独立了，渐渐地脱离了人民的三需权而独立了，酋长在政治下专制起来，人民一切权利全被剥夺。到了封建时期酋长一变为诸侯，甚而有了皇帝，中国历史至秦朝已发展到完全专制，政权也完全独立，生存以至教育艺术全被剥夺。本来政权是一种手段，完全为人民的需要而成立。及到政权独立，完全以政权为目的，遂使一部分人专在争取政权，这时候政权完全和人民的三需脱离关系，失去了原来的手段了，只有至IJ18世纪卢梭民约论的出现挽救此中的过失。以至今日，虽然文明的国家已将政权移到全民手中，但仍然不能离开历来所犯的错误，我辈的《民需论》主要就是在纠正这种错误。
卢梭的《民约论》主张天赋民权，后来引起法国革命要求取得人民政权，然而革命的效果仅为政治的改善，其对于社会及经济制度无多大补救，它的过失在于忽视了人民的三需权。《民约论》的宗旨在争取人民的自由问题，在当时18世纪欧洲确实是起了很大的响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虽在行将颁布宪法，可是人民的自由还受着极大统制，民约论虽然争回了人类的自由，但尚嫌不符人民的希望。人民需要不独为自由，而要一种比自由更切实的三需权。跟着民约论而应时产生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一部经济战争的学说，主张反对经济的操纵，打破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界线，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剥夺利润，剥削工人的工资，因而贫者日贫，富者日富，结果使无产者起而夺取政权。求全民经济取得苏联正在试金石时期，大概如能在国际经济上全部分着力组织则可以成功，若贸然参加了战争必至失败。
我们细加研究《资本论》的阶级斗争中不过是一方面的看法。人民所需要是三需权同时取得，在阶级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