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轿车歪歪斜斜地驶进了狭窄的巷子，停在一家旅馆的门前。
广东省省长陈济棠从车上走了下来。张竞生从法国回到广州才一个星期，陈济棠这已经是第三次登门造访了。
陈济棠接任广东省长之职后，首先感到的就是缺少真才实学的人才。当他听说张竞生回国便不由地动起挽留他在省府任职的念头。他和张竞生也算是同学了。在黄埔陆军小学时，他就很佩服张竞生的聪明才智。张竞生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既有偏僻山村出来的孩子的那种纯真率直，又具有知识圈中人的机敏与执着的追求，他总是想用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
陈济棠对他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他怀着伯乐找马般的心情，三顾茅庐来了。前两次他实在是碰了斩钉子。他要留张竞生在省里供职，可张竞生却无意仕途，更担心环境难以适应他那跌宕不平的性格，怕给陈济棠桶漏子。因此，都婉言谢绝。
这第三次，张竞生受到了感动，面对身居省长要职的老同学的盛情邀请，他也拉不下面子了。陈济棠一下为他摆出了十多个头衔，张竞生考虑后才选中了一个“实业督办”的职衔。他实在厌倦了没有理论的中国理论之争，他只想通过办点实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以造福于百姓。
这当然正中陈济棠下怀。张竞生一到任，陈济棠就为他安排了一个欢迎会，让颇多的高职要员参加。
张竞生有些忧虑，因为他还没形成系统的方案，陈济棠却表现得很急。他对张竞生说：“我急着请你来，就是为了借你的观点来消除一些人的固有观念，认认真真地办些实业。”
张竞生只好匆忙上阵，他即席发言：“求衣、食、住、行的合理解决，务须先从农业入手，这并非是重农主义，实是我们国家基础所决定。农业国，当然应以农业为先，然后再行发展工商业……”他的话音未完，便引来一阵阵热烈掌声。
张竞生激动起来竟然口若悬河：“发展农业不必用机器，只需中国大量人力尽力加以组织开发山地，利用科学知识，便可以得到无数资源……”
张竞生怎么也想不到，他厌倦理论之争偏偏又引来一场更大的争论，就当年北大校园的“爱情大辩论”，他一下便陷进了唾沫之灾。
“哼！什么农业救国？还是性救国吧！”
“办农业不办国防，列强怎么抵抗？种米种豆养洋人呀！”
“也没听说不用机器就能发展农业的，那中国的农业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粮食都可以堆上月亮……”
“对农民讲科学，不如对牛弹琴，无知！”
“吃多了洋人的粮面，尽放洋人的狗屁，还是学了洋人，搞搞鬼妹子，当你的性博士吧！”
一半的无知，一半的嫉妒，一半的嘲笑，一半的忌恨，张竞生全领了。他真不明白，中国要办件事为什么会如此的艰难，连说句话也没有半点的自由。他真想打退堂鼓了。
偏偏陈济棠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讲得好，讲得好呀！真不愧是个喝了洋墨水的，开口就不凡。不要管他们！那些老封建。好好干，我给你撑腰！”
陈济棠把“实业督办”的第一个月薪俸，亲自送给了张竞生，而且让他兼任《广东经济建设》月刊的主编和广州《群声报》编辑。
书生气十足的张竞生当然觉察不出陈济棠的别有用心。他居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决心尽自己的所能，支持振兴广东的农业，以不辜负老同学的一片好心。他走出省府“大堂”，穿上一件西装短裤，戴上一顶塑料盔帽下农村去了。他到兴梅（兴宁县、梅县）、潮汕地区考察了几个月，先后找了二百多位乡绅老农征求意见。回省后又连着开了半个月的“夜车”，终于写出“处置恶乡绅，减免田税；开发荒山，多种果林；修筑公路，加强城乡交流”的要议。他把这个亲交陈济棠，不等回音，便又下到工厂，深入街道，不久又拟出了一套开放广东实业的方案，即《与省府商榷整理省营工厂之方法》。
洋洋洒洒近万言。他提出，一是购料清查委员会应设立，以审查前时省营工厂所购一切机件、及设备费的真价若干。如查虚报过甚者，则惟经手人是问，且对于原卖人亦应当追究其通同作弊之罪。二是糖厂也当有系统之办法，说就大势论，省营工厂最重要者当为糖厂，但办理却极不善。应有下列之改进措施，甲乙丙丁直到庚共达七条之多。三是硫酸苏打厂应由兵工厂接办。四是饮料厂当别求一种经营法。五是扎伊尔制度也当改良。六是管理机关当严密。七是确定“统制”之真义……他说，“以上仅应该大端而言之，已不觉辞费矣。我国今日一事之成败，仍然在人，而不在章制，故我愈觉言多无谓也。”
张竞生又把这些条陈直送陈济棠。他满腔热忱等着批复。可是日子过去了一天又一天，却不见有丝毫回音。他急了。他拿着拟好方案的底稿，径直找陈济棠当面向他禀报。陈济棠热情地握住张竞生的手，但出口的话却有些不冷不热。张竞生没有计较这些，依旧滔滔不绝地向他叙说广东实业的情况。
陈济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