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性学家曾经下过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淫书泛滥便说明这个社会普遍受到性压抑，说明性教育的落后。强制禁欲的结果只会使不淫的变淫，淫的变得更淫，并且最建的读物往往是产生于性压抑最甚的年代。对付淫书没有第二个办法，只有性教育、性开放。这种论调在国外并不算什么，但在国内这就算邪端谬说了。但张竞生却认为也可以拿这种办法，去抵制淫秽读物。当时的上海，正是性泛滥的时期，书店里充斥的都是些淫秽书籍。张竞生就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手握利剑准备扫荡这股乱人心魄的脂粉气。他准备拿出一些真正的“性文化”来贬假的“性文化”。
1927年张竞生找到同乡谢蕴如，两个人合资在上海福明路51号开办了一间“美的书店”。
美的书店总投资两千元，除了租金和装修外，所剩就不是很多了。张竞生用余下的钱从北京、香港甚至国外购了一些书回来，书架上也就满满当当的。唯一担心就是如果在开市后一两月内书卖不出去就再也没有钱周转了，书店也就只好关门大吉。
谢蕴如出资最多，任书店的经理。张竞生任总编辑，聘请了三四个编辑，还聘请了四五个女店员，把整个书店搞得有模有样。
所幸张竞生已是京城的名人，市民听说是张博士开的书店，纷纷慕名而来，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不费功夫，书籍便一售而空，美的书店也因此声名大振。
在美的书店，大量的出售书籍都是书店自己编订的，而以英国葛理斯的各种性问题为主。这些书每段的原文都不长，每一个问题详述出来大都不过二万来字的。每个问题编成一册，普通装订降低了成本，定价也就在两毛钱左右。这些书在国外因为到处都可买到，故不为奇事，但在中国人看来使新奇可观，加上价格又低，买的便络绎不绝。这些书的封面大都印着一个裸女像，也就是巴黎公开出版物上的的裸女像。张竞生觉得这些裸体画可以带给人艺术的享受，所以就力主做成这样的封面。加上书店里几个年青漂亮的女店员满面含春，便成了上海的一大奇观，生意自然是滚滚而来。
聘用女店员，这也几乎是张竟生的一大首创。当时的上海，除了一间外国人开的百货商店有一两个女店员外，我国其它的任何一间店铺都没有女店员。张竞生在国外读书时发现国外的女店员并不是什么稀奇事，甚至比男店员还多。所以当他自己在中国办店时就想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实验的结果是他获得了很大成功，排除名人的成分和书的质量的成分，女店员也应该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的书店的生意一开始就这样火爆，不免给同行们带来了恐惧，尤其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苦心经营多年才好不容易有了一番局面，却一下子被一个小小的美的书店冲得七·零八落，那嫉恨是可想而知。加上当时各行业中陋规甚多，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话，美的书店的麻烦也就来了。
当时，上海的书店业几乎由江苏人把持，凡不是江苏人办的书店，也都请江苏人当经理，同时还要加入他们的书业公会才能站住脚，不然任你怎样三头六臂也施展不开。美的书店的经理谢蕴如是广东潮州人，又不是生意场中人，张竞生更不擅生意，倒像一个书呆子，哪懂得生意场的险恶。当他们为开头的成功沾沾自喜并埋头做自己的生意时，没想到上海的书霸们勾结官府已开始向他们下手了。
一天，几名巡警冲进了美的书店，为首的一位气势汹汹地问：“哪位是张竞生，叫他出来。”
张竞生闻讯后和编辑彭兆良从后面走了出来：“请问有什么事？”
为首的那位巡警围着张竞生转了转，问道：“你就是那个什么姓张的博士么？”
听着这话，张竞生就生气，但一想到书店，他只得忍了气道：“我是张竞生，访问找我有什么事么？”
对方将一传票递给他：“巡警局要传讯你。”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巡警哼了一声，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晃了晃说，“你们不仅出版贩卖淫书，还自己动手写，你说，巡警不该来请你吗？”
张竞生道：“这些书都是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我们只不过把它译过来怎么会是淫书呢？这些书在上海大马路的巡警局的书店也有卖，怎么没听说是淫书呢？”
那为首的巡警知道说不过，就说：“别和他呼唤，把他带去。”他手一挥，一帮巡警围了上来。
彭兆良赶紧上前，拦住他们说：“慢着，博士身体不适，由我代为出庭。”
此事的结果是罚四百大洋并警告以后不准再卖这类书，否则，立刻查封。
罚款，张竞生并不害怕，令他气愤的是人心如此险恶，当政如此黑暗，一件好事竟然如此多灾多难。
一天傍晚，张竞生吃了饭和几个编辑在那里讨论另一本书的内容。有个人进来给张竞生带了个口信，有位朋友叫他去仙乐舞厅讨论一本书的出版事宜。
夜幕初垂，暑气渐收，被阳光炙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