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内地企、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调往深圳。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王元洪的麾下干得起劲。有一天，一位戴眼镜、有些西安口音的陌生男子突然走进了马将军小院。他叫李炳南，是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是赵紫阳的大公子赵大军。影视音像制作大约是他们业务范围的一部分。李炳南的来意是动员我加盟他们的公司。
他说，他与我大哥原在西安同一单位工作，刚去深圳不久。我想，他一定是从我大哥那里得到的马将军小院的地址。
我和中央电视台一起长大，如果后来我没有出国，大约也永远不会舍得离开电视台；另外，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我也不会离开北京，到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的深圳开发区“下海”，使孩子的学业受到影响。那时，两个孩子都是北京重点学校的学生。
虽然我婉言谢绝了李炳南的邀请，但他对深圳前景的信心和憧憬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承诺，将立足中央电视台，支持他们的工作。自此，大军和炳南与《人物述林》专栏的几位同事有了来往，也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最年轻的编剧周岭成了畅谈文学的朋友，还热情地支持周岭的文学活动。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深圳的土路还没有铺上沥青，汽车常常陷进雨后的泥浆而不拔的时候，我正祈望着从播音组调往专题部，还随专题部记者王元洪的采访小组，去过广东和福建，并专程前往深圳对海关做过报道。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大军和炳南来到北京，邀请我们前往深圳拍摄一部名叫《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专题片。同行的除了我、摄影师胡琤、特约撰稿人周岭，还有一位叫付小勇的小伙子。
七、八年过去了，重游故地，深圳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令我感到振奋。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摄制小组仍然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紧张的拍摄。
外出拍片，摄制小组的伙伴们差不多都是“夜猫子”，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侃大山”真是其乐无穷，而缺乏睡眠的解决之道便是在汽车上睡“猫觉”。当汽车载着采访小组转移拍摄场地的时候，大家都练就了上车就睡、下车就干的功夫，几分钟打个盹，停车后立即精神十足。
我把回程的日期安排在九月五日，为的是赶在九月七日前回到北京。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每次去外地出差，我都会带一个小玩意儿回北京，烧瓷的山羊和白马，泥制的大阿福、小和尚，还有料器的小熊、小鹿、仙鹤和大熊猫。那次，我在深圳给苗儿带回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小小的能活动的塑料木偶人和一盘世界名曲录音带。
飞机将在早上九点从广州起飞。为了避免摄影器材搬上搬下的辛劳，我们决定不在四日晚上住宿广州，而是五日凌晨五点从深圳直奔广州白云机场。
临行前的晚上，大家聊得更欢，睡得更晚。整个拍摄过程，炳南是我们的全陪，连“侃大山”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担任着我们的司机。
五日凌晨送我们前往机场的是炳南驾驶的一辆进口面包车。
从广州到深圳，大约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从深圳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汽车开动没多久，因连日缺觉，车上便没了声息，大家都睡着了。没多久，我突然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只见汽车在公路上打转，还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夜间长途行车，困倦、枯燥。虽然面包车上的录音机一直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但也没能抵挡住司机炳南的困意，他也像我们一样，睡着了。结果，路拐了弯，汽车却仍然直行，待炳南惊醒的时候，虽然踩刹车挣扎了几下，汽车打了几个转儿，最终还是掉到了桥下。我们出了车祸。面包车栽进的是一个没了水的干河。
长途行车，一定要有人陪着司机聊天，这是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大意的教训。
周岭坐的是最前排司机右手边的单人座位，因为绑上了安全带，车祸发生时，短袖猎装肩上装饰的扣拌只不过被安全带刮开了而已，他没有受任何皮肉之苦。
那时国内的许多进口汽车，除了第一排以外，后座都没有安全带，据说是为了节省外汇。
黑暗中，我听到了周岭充满希望的喊声：“胡伊，你在哪儿？”我也听到了胡琤的回答：“我在这儿哪！”那声音仿佛来自天边，非常悠远。
又高又壮的胡伊坐在司机座位的后面。面包车的窗子不大，就算大力士们抬着胡伊刻意把他往车窗外塞的话，都未必能够如愿。奇怪的是，面包车往桥下栽的时候，胡伊却像颗炮弹似的，从车窗被射了出去，而且，几个前空翻之后，稳稳当当地蹲在了草堆里。在前空翻的过程中，胡伊只不过甩丢了腕上的手表和脚上的一双旧皮鞋，他也没受任何皮肉之苦。
我坐在胡琤的右后方，左面和后面全是装电视器材的金属箱子。周岭喊我的时候，我正和后排的器材箱子挤在一起。虽然我也像胡伊一样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