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岭：“我在这儿哪！”但是，我究竟是如何从第三排的座位上移到了最后一排箱子堆里的，则全然说不清楚了。我一定有过一个短暂的休克。
我真后悔自己打了瞌睡。如果我当时是清醒的，车子往桥下栽的时候，只要我紧紧抓住车门上方的把手，就不会受伤，因为我的臂力很强，掰腕子的时候，总是赢家。这都是小时候被称为“消防队长”的年月，爬绳和爬杆练就的功夫。
天色已经麻麻亮了。坐在我前面紧挨着车门的付小勇横躺在我的面前呻吟着。我眼见着他的后背慢慢地鼓了起来，衣服里面像扣着一口大铁锅。
没有受伤的周岭和胡琤，担起了收拾残局的重任。胡琤虽然甩丢了鞋子，幸亏他还有一双刚刚从深圳买来的新皮鞋，换上之后，便有了很强的战斗力。
这时，周岭问我，要不要把我搀到岸上去？我的脖子疼极了。这大约是我从第三排摔向后面那堆器材箱的时候，脖子撞到了金属箱的棱角。我说，我不想移动，直到救护人员到达。我也坚持不让他和胡琤移动小勇，因为小勇背上的“大铁锅”使我明白他伤势的严重。我担心小勇已经伤到了脊髓，对他随意移动，再伤上加伤，会造成瘫痪的后果。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如此自责的哭声。那是司机炳南的哭声。
我躺在电视器材堆里，朝着已经走上路边的炳南大声喊着：“炳南，别难过，我们不怪你！”
其实，那次车祸，我的伤势最为严重并且今生不再能有完全愈合的希望。有人曾劝我状告炳南，因为他的“无照驾驶”。但是，我之所以从没动过告状的念头，就是因为炳南那痛彻肺腑的哭声。他还有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
司机座上有安全带，炳南只是头撞车子前窗，玻璃都碎了。他有些外伤，还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人伤车翻，一片狼藉，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惟有邓丽君的歌声依旧。
天亮了，周岭和胡琤站在路边频频向骑着自行车下田的农民求援，令人意外的是，竟没有一个人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替我们去寻找救援人员，而当我们离开车祸现场，前往医院急救之后，面包车上的许多东西却被趁火打了劫，连那盘“邓丽君”都没能幸免。当时，那人性的混灭和冷酷，曾深深地震撼了我。
怀着失望和无奈的心情，穿上了新皮鞋的胡伊和周岭一起，步行去寻找解放军了；余下的伤员，在南国的酷热中；翘首盼望着他们的归来。
我的人生经验使我明白，在中国人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最能伸出援手的还属解放军。
周岭和胡琤带着解放军回来了。年轻的战士搬动小勇的时候，我卧在器材箱中告诉他们：移动小勇的时候，千万不要改变他的姿势！而我，则用双手把脖子围着，坚持不要别人搀扶，自己慢慢走上了岸，爬上了解放军的面包车。我坐在前排司机右边的单人座位上，和大家一起前往医院的时候，脖子疼极了。摔到桥下的面包车孤零零地留在了河底。
汽车开进的深圳华强医院，是所解放军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都穿着军装。
后来被诊断为胸十一、十二椎压缩性骨折的小勇疼得一路上呻吟不断，他后背上肿起的那口“大锅”也着实吓人，所以，我们一进医院，抢救人员一下子全奔小勇而去。而我忍痛托着脖子，在后面慢慢蹭着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并没有人来招呼我。待坐在我对面的女医生询问我哪里不舒服时，我只能细声细气地告诉她：“我脖子疼。”已全然不是平日嗓门不小的我。因为大声说话会震动得我的脖子更疼。
女军医一听我脖子疼，二话没说就带我去照了Ｘ光，接着就再也不让我自己行走了。我坐上了轮椅，被推进了病房。在这之前，医生极力想找到一个我在深圳的熟人。正值清晨，人们还没有上班，我又不知道我们接待单位的各位熟人家里的电话号码，只知道当时世界华文作家会议正在深圳的一个宾馆召开，我认识的作家张贤亮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当时我对自己伤势的严重性并不知情，但张贤亮正在我就要被推进电梯送往病房前碰到了我。在电梯口，他嘱咐我要配合医生治疗，安心养伤。当天，正是那个华文作家会议结束的日子，张贤亮当日就要返回北京。至此，我已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可能赶回北京给儿子过生日了，只好托张贤亮给我的好友倪美玲带个口信，委托她暂时帮我照顾一下两个孩子。倪美玲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是我人生之路上深深信赖的挚友。我还托张贤亮替我带回在深圳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
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院方一定要立刻找到一个我的熟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和张贤亮说了些什么，但张贤亮回到北京去见倪美玲的时候，虽然说我只耽搁几天就会回来，但却交给了小倪二百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如今的二百块钱似乎不算笔大数目，但在八十年代中期，那差不多是我三个月的工资了。我重返北京已经是半年以后了。后来，我从没为那二百块钱向张贤亮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