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拍素材，并请李杰信将素材带回。虽然李杰信是以此作为由头给我打的电话，但是，一个人生地疏的海外来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在我们刚刚住进的饭店找到我，令我十分惊讶。李杰信在电话里说，那个晚上，他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不用说在一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中他还会和我聊些什么，单是这一举动，一切则不必言传，我已读懂了他的心意。
两个星期来，李杰信和摄制小组的伙伴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在胡伊、付思的房间审看一天所拍的录像带时，他总和我们在一起。大家一边紧盯着监视器的屏幕，一边听着胡伊和付思的“对口相声”。那是一天最轻松自在的时光。
最后一站是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招待会后，第二天，王赣骏一行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晚上，我们仍像往常一样，在胡琤的房间里审看素材。李杰信买来了啤酒、饮料和零食，有点“告别宴会”的意思。这是李杰信在中国最后的一个晚上。黑夜过去，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他就要走了。
或是儿时在泰国家中窃贼入户的无助和恐惧仍深藏心底？或是幼年母亲在泰国家中落寞心情留给了我太深的印象？那时，她常哼的是一首曲调悲伤的东北民歌。成人后，虽然我已经生活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但异乡的生活常常被我想象得十分苍凉。于是，我总把海外中国人的心境想象得失落和寂寞，就像母亲悲凄的《月牙五更》一样。我为李杰信将重返异国感到忧伤。
我知道，人们怀念一个地方，常常是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回到洛杉矾以后，李杰信在给摄制小组的信中说：“就是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去中国才像回家一样。”
在最后那晚的聊天中，李杰信说，在美国，如果变动工作能使事业有更好的发展，人们是绝不肯放过那个机会的。他问起我何以不接受深圳的聘用？
原来，早在我满脑子正焦虑着节目结构的时候，李杰信已经从付思那里知道了我的婚姻状况。他对付思夸赞我们摄制小组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愉快的工作气氛，但付思告诉他，别看大伙表面上都这么高兴，其实，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苦经。历数到我的时候，他知道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原因。付思还告诉他有人想聘请我去深圳工作，但我没有答应。
确实存在着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到北京聘我之事。如果十三、四年前我接受了聘用，我大约就是中国早期“下海”人士的一员了。
回答李杰信的问题时，我如实谈到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现状。我的儿子刚刚进入北京五中，我的女儿是我的校友，在我小时候读过的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儿子也在那里上过小学。我说，他们现在都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学生，我不受聘的原因之一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时的深圳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教育质量一时还不会赶上北京。
审看完工作录像带，时间已经很晚了，各自回房休息。在走廊上，李杰信问我：“我们能不能通信，你告诉我你的经历，从你出生写起。”我答应了。
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又将回到异乡的李杰信的愿望呢？他已是我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我也深信自己将是帮助他实现“促进中国科普”梦想的一个很得力的人。
此后，在马将军小院，我开始了“两地书”的日子。夜深人静，往事浮上心头，落在笔下。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往来的信件加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封。正如李杰信所说，我从出生开始写起了自己的故事，那与中国大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
母亲知道我在与李杰信通信，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向我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问问李杰信，他的父亲是不是叫李亚伦？”母亲说，她有个亲戚叫李亚伦，好几个孩子都在美国当博士。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抢白了母亲：“李杰信是李杰信，李亚伦是李亚伦，你想什么呢？”当时，我实在没有把母亲的问题放在心上。
一九八五年圣诞假期，李杰信重返北京，参加签字仪式。《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在各方的支持下，终于开锣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孙家栋以及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会长李杰信分别代表中美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好几家新闻单位也都是活动的主办单位。
后来，中国的中学生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活动中，分别提出了九千份和八千份太空实验方案，经过各级专家、学者的评审，选出了上天实验的四个项目。期间，在那些可敬可爱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发生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啊！
《中国青年报》记者俞敏和新华社记者陈志强等，都对那次科普活动充满热情地进行了系列报道。当一九八七年七月举行第一次颁奖大会的时候，俞敏在发言时，还流下了感慨万分的泪水。
为中国青少年做些实事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为了研制入选方案的设备，航天部511所所长柯受全、工程师金询叔、冯伟泉和于东波，默默地付出了许多心血。
协议签字以后，我和胡琤搭档，对李杰信进行了专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