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事业的重要条件。李杰信所以成为了那次王赣骏一行中的成员，甘愿做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实际上是受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华裔学者们的委托，前来为中国青少年参与美国“零星搭机”计划铺路的。
摄制小组除了胡伊、付思和我以外，还有技术员车临。在北京紧张的采访中，摄像机的镜头始终对着王赣骏，我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李杰信的存在。
结束了北京的采访，在飞往西安的途中，付思的座位恰巧与李杰信紧邻。
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与一口“京片子”的北京人聊天，有时真跟听相声似的，不失为一种享受，更何况《人物述林》组的小伙子们几乎都是“侃大山”的能手，工作完毕，扎堆聊天，天南海北，言之有物，个个“才华横溢”。
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付思在飞机上与李杰信的一通神聊，不只使李杰信大饱耳福，也使他对我们格外关注起来。
抵达西安以后，我们的摄制小组放下行装便立即像往常一样出去“侦察地形”，并扛回了一个黑籽红瓤的甜西瓜，付思还热情地请来李杰信一起吃瓜。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电视编导，对每一个节目都不敢掉以轻心，而《故乡行》又是在根本没有考虑片子结构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开拍的，我担心回到北京交不出高质量的节目，所以，虽然我知道此行所到之处都是旅游胜地，但毫无旅游的轻松心情，直至抵达西安，我与胡伊及付思商讨完三集专题片的结构，又结束了对王赣骏的访谈，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我们的摄制小组充满活力又十分友爱，确实是个吸引人的集体。我一贯主张工作的时候人人竭尽全力，都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至，而休息的时候，则轻松随意、无拘无束。
胡伊他们并没有把李杰信当作“外宾”，也没再把他称作“李博士”，而直呼“老李”，就像对待年长的同事一样，甚至在李杰信面前并不刻意回避满嘴花哨的“国骂”口头禅，听得李杰信经常开怀大笑。
“老张”、“老李”之类的称呼，在台湾，只被用来称呼工友、店员或传达室的门房等员工，而李杰信却十分理解在大陆被称为“老李”所意味着的亲切和信任。他曾感慨地说，丰富的物质生活有时如同嚼蜡，你们这样才是真正在生活。他还说，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能像你们一样努力工作，中国还能不强吗？
自从请李杰信吃完了西安的大西瓜以后，每天的行程结束，不论我们是检查一天的录像质量还是凑在一起“侃大山”，虽然李杰信一直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直至有一天他从大雁塔兴冲冲地归来。
那天，我们正在西安的宾馆里录制我与王赣骏的对谈，李杰信从外面突然窜了进来，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向大家报告：“我看见大雁塔啦！”他说，他过去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大雁塔，今天终于见到真的了。
一个古迹竟能让一个人兴奋到如此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自此，李杰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既为自己对大雁塔等中华历史文化精髓的无动于衷而深深自责，又对李杰信那种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故土深深眷恋的情怀有所领悟。后来，《故乡乡》第三集解说词的结束语，“古往今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根，忘不了这块土地”，就出自我那次感受。
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李杰信就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在北京，他与航天部国际司陈雪明首次提及了开展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设想。与我们熟识起来之后，他又把促进中国科普的愿望，告诉了我们。
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中国能够繁荣富强？哪一个中国人又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将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都热情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十二个参加到NASA“零星搭机”计划中的国家。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了真正达到科普的目的，我们建议李杰信要充分意识到媒体的威力。于是，除了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和中国宇航学会以外，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等单位，日后都成了两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主办单位，为发动中国青少年参与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王赣骏到苏州扫墓和去杭州游览的时候，李杰信没有与我们同行。他得去南京大学做一个演讲。
在杭州下榻的那天晚上，摄制小组像往常一样又聚集在胡琤和付思的房间侃开了“大山”，我突然一反常态，失去了兴趣。我退出了正热闹着的“侃大山”行列，回房休息去了。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居然是李杰信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人生竟如此神奇，仿佛冥冥之中有位神明在指示着我必须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特地去等待李杰信的这通电话一样。
此行，得知李杰信将离队单独去南京讲学的消息，我便打了电话请江苏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