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号召孩子们参加这项科普活动的。
在访谈中，李杰信把走出了“四人帮”阴霾的中国，形容为一辆在寒冬中抛了锚的公共汽车。他说，夜深了，车上的人都下来合力推车，使车子重新开动起来，大家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这个比喻，出自一九七九年李杰信第一次回国探亲，与堂弟李杰正在冬夜的一次经历。
采访结束以后，李杰信向我提出，播出前，能不能打个电话通知他在沈阳的二叔收看节目，因为他在谈话里提到了二叔的儿子李杰正。李杰信的二叔名叫李雅各。
我答应李杰信通知他的二叔收看节目，并随口说了一句：“真巧！我妈有个亲戚也叫李雅各。”
母亲认识的李雅各是基督教牧师，住在沈阳皇姑屯。
李杰信奇怪了：“沈阳做基督教牧师的只有一个人叫李雅各啊！”
我说不清楚母亲认识的李雅各究竟是位什么亲戚，于是，我请李杰信去了马将军小院，亲自向母亲打听。
母亲从她的小柜子里翻出了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家谱，李杰信和他全部家人的名字竟都跃然纸上。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在那张家谱上，四、五代以前一位叫王明的老先生名列首位。他是一八七六年春天，从原籍山东省安邱县高家庄逃荒到奉天小东关的。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
老先生三子的女儿王氏是李杰信的祖母，而我小名叫秀云的母亲是老先生四子那一支的后代。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我问问李杰信，他的父亲是不是李亚伦。原来，就在我嘲笑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认定那张家谱上的“李杰信”与我认识的李杰信就是同一个人。
人世上的事情竟能如此巧合。如果有一位作家编出了相同的小说情节，准有人批评他的杜撰过于虚假，但这却是发生在我生活里的真实故事。
李杰信后来在信中谈起那张家谱时说：“虽然我说过，我们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的缘分竟是几代以前就已经注定了的。当我在那张图表上赫然看到我的名字时，真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内心的震撼！”他说：“在那张纸上，我的名字在我认识你的许多年前，就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度过人生的岁月。”
在我们像几辈子的朋友似的书信来往中，虽然李杰信关注着我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烦恼，但是，毕竟由于制度和环境的不同，他常常会为我出些像“天方夜谭”一样的主意。
我在中国生活的年代，住房问题曾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难题。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马将军小院，我一直带着儿子挤在只有不到四平方米西晒的的小厨房里。而女儿则天天晚上在北屋搭椅子睡觉。即使如此，也还是干扰了父母和小弟一家的正常生活。
那间曾经砌着一个大灶、住过许多油葫芦和灶火马子的小厨房，虽然给过我的童年生活许多欢乐，但却使我对孩子有着说不尽的亏欠和狼狈，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亏欠和狼狈。
偌大的北京城，我不懂得该用怎样的手段才能为自己和孩子搞到一间可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房子。
李杰信曾为此焦虑不已。他在来信中说：“我就不信在北京花钱租不到一间房子！”他又让我帮他买个房子，带着孩子住在里面，替他做“看房人”。他的一个个“好主意”，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如痴人说梦一般，让我无言以对。
因为房子，使我对一位叫张凤英的老朋友怀有永世的感激和歉疚。
就在李杰信回中国参加《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之前，张凤英雪中送炭，借给了我一间住房，位于朝阳区三里屯，是中国民航的宿舍。那是与别人合住的一个单元。自此，我和孩子才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在我离开中国以后，孩子们仍在里面生活了四年。
张凤英原在中国民航宣传部门工作。她富于文艺气质、文笔极佳又懂得生活。在儿子才三、四岁的时候，林彪事件，把她遵命执行任务的丈夫牵连了进去，使她含辛茹苦独自抚养着儿子毛毛直至大学毕业。
我是去中国民航采访时与张凤英结识的。原先，她与我并没有很多交往，但在我访日归来的坎坷中，她对我格外关照起来。有一天，她又到马将军小院去探望我，我的女儿正因为摘了小院里的迎春花而受到一场委屈。在我无奈的境遇中，她仗义地帮助了我，让我带着孩子住进了三里屯那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年。
那个年代的人们常说，搞到一间住房比找到一个老婆都难。而张凤英却在我深感世态炎凉的时候，使我和孩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深知这种情谊的分量。
像许多机关干部一样，张凤英也并不富有，但她执意不肯让我自己负担房租。令我特别歉疚的是，按照资历，张凤英原本有机会将分散在两地的三间住房换到一起，只为我的孩子当时没有去处，而使她失去了那上好的机会。如今，她已退休。“人一走，茶就凉”，张凤英可能永远失去了换房的机会。
《第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