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总理接受赠送国旗的镜头做片头字幕衬底。据王赣骏说，那面国旗是被他带上过太空并附有公证书的。
由于国情不同，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虽然在华盛顿纪念碑下放焰火，人们唱国歌时神圣自豪的神情曾让我感动不已，但在太空博物馆外的街摊上，小贩们吆喝着兜售美国国旗图案的大裤衩，倒也自由自在。其实，用赵紫阳图像作片头衬底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舍不得拿掉那个镜头，但为了播出，当然还是及时照办了。
事后，当众口夸赞王元洪“神通广大”的时候，元洪兄也十分得意。原来，他那天离开办公室以后，根本没有再去游说主管副台长，而是先给航天部挂了个电话，声称广电部部长邀请航天部部长审片。与广电部部长同是湖北老乡的航天部部长，欣然接受了“邀请”。然后，王元洪又十万火急地告诉广电部部长秘书：航天部部长第二天下午两点要来看片。于是，《故乡行》终于顺利播出了，还成了后来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选的获奖节目。
这就是王元洪的所谓“重操旧业”。元洪兄说，我好久没干这种事了。你那天说“三伏天挥汗如雨”什么的，让我听了很难过。我是不得以才这么做的啊！
“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元洪兄就是一只捉住了老鼠的好猫。
从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似乎都定了型，所以，怎么也不能把时而头发一甩，摆出一副风流倜傥模样的组长王元洪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联系在一起。
当王元洪申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入了党的时候，我调侃他：“元洪，如今你可当上共军啦，干脆，我去参加‘民革’，当国军吧？咱《人物述林》组也来个‘国共合作’如何？”搞得王元洪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总爱“胡说八道”，所以只是命我“严肃一点，别胡说八道”而已。
我当然不会真的去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玩笑罢了。但是，敢和顶头上司开玩笑的集体自然是个快乐的集体。我敢跟王元洪开玩笑。他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个“组长”，而是一位朋友。
告别了故土，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很不适应。我留恋着与人物组同事们相处的时光，更留恋着与元洪、友友、胡琤共事的往昔，那被戏谑为专题部“四人帮”的日子。
一年后，元洪兄有机会带队来美拍片，捎来了友友送给我的几盘俄罗斯民歌录音带，那些陪伴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歌曲。友友在信中仍像当年一样亲切地叫我“渝哥”。
友友是个很想成就点事业的人。他在信中告诉我，一个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朋友曾非常感慨而不无遗憾地对他说：“大陆上的人怎么都没有梦了！”友友说，他无言以对，因为他“也没有梦了”。他问自己：人到中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这块土地上？他说，上有年老病重的父母，下有年幼无知的女儿，工作负担又是那么沉重！但只要能真正干点事情，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问题就在于干不成事。
我理解友友的苦衷。当年在电视台，混日子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既舒服又保险，但还有梦想的友友说：“那等于浪费生命。”
我收到友友那封信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后来，友友放弃了铁饭碗，离开了电视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了海。
今天的中国，虽然人际“关系”仍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但人们施展抱负的机会和空间确实比起过去多了不少。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去看望友友是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可我很少问起他“下海”后的“泳技”。友友是不是发了大财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他活得充实，还有着梦想。有了梦，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梦，人生就有目标，生命就不会老。
“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心中能不怀想，如今却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这是友友赠送我的录音带《难忘的歌》里那首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歌词。
现在，我的老朋友元洪兄已经退休，胡琤也离开了专题部，但对他俩及友友，正如在友友那封信里说的：隔山隔水，万里迢迢，怎不令人思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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