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人们能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的机会少之又少。出国拍片，更为罕见。最主要是经费的困难。但只要自行筹划到外汇费用，情况就会简单很多。
八十年代以来，在专题部，我曾有两次自筹经费出国拍片的机会。每次，我都会“底气”十足地去和主任老朱“讨价还价”。
其实，从电视编导的角度出发，我的要求简单合理：我希望自行挑选各工种的业务尖子，组成一流水准的摄制小组。只有各行业的工作质量都发挥到极至，才能有整体的最佳效果。为此，我曾固执地与老朱争执过。老朱说，你也得为我想想啊！我说，我是编导，只考虑节目质量。厚道的老朱对我只有苦笑。他曾是个很好的摄影记者，文笔也不错，当然懂得一个业务水平低下的成员对整体工作质量的影响。而在名额原本就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再去照顾一个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人士则更加说不过去了。但机会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老朱也的确难以招架。政治就是妥协。为了成行，最后，我也不得不同意让老朱塞进一个“平衡”，砍掉一个在制作后期才需要参加进来的工种。这当然使那位被削减下来的同事很不高兴：出国工作的时候扔下了他，回来干活的时候又求上人家，实在不够“仗义”。但在中国当年吃“大锅饭”的体制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调到专题部以后，我曾和胡琤远赴英、美，合作了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我们的机组》。还和音乐编辑了朝原以及摄影师韩建群赴法拍摄了介绍法国乡村歌星的《达尼埃尔·吉沙尔》。
《达尼埃尔·吉沙尔》是我第一个音乐片形式的人物专题节目。在组建摄制组的时候，我邀请小丁与我做了联合编导。丁朝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几十年来，我一直叫她小丁。在中央电视台，她先做过很长时间的音乐编辑，以后的十多年里，她先做了一阵子音乐专题节目的编导，后来又成了中央电视台专栏节目的制作人。
人们怀念一个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有着同种同宗的陌生人群及熟悉的江河大地和母语，更因为那里有着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哪怕身处逆境，哪怕远隔万水千山，都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朋友。那温馨的人情，是炎凉世态中的无价之宝。
小丁是我的挚友。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终给予了我深深的信任和理解。离开中国十多年来，因为在北京的小丁们，北京使我感到亲切。我怀念北京。
倡议拍摄《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是旅法华裔黄湖先生和作曲家王立平。
黄湖是越南华侨，后来回到中国，曾在对外称为北京电台，内部称为对外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工作。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我和他由于参加了同一期的“四清”工作队而结识。“文革”后，黄湖举家移民法国，曾与法国知名度很高的歌星和社会活动家吉沙尔合作，致力中法文化交流。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沙尔就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富有，但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前列。我要在中国还不富有的时候就成为她的朋友。”他不但是第一个在法国歌坛上介绍和演唱中国歌曲的人，还曾在一九八零、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三度来华，运来了四吨音响设备，与中国中央乐团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并制成两万张唱片在法国发行。吉沙尔早年做过装卸工，对于一个从底层升起的歌星，这是一次为了实现理想的赔钱壮举。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吉沙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和所做的实事，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这使黄湖颇为伤感和颜面无光。
吉沙尔曾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唱过王立平的歌曲《太阳岛上》，并邀请他访问过法国。我最初是从王立平那里了解到黄湖的心境的。后来，我和黄湖及王立平一起，策划了人物专题片《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摄制，希望以此使吉沙尔感受到中国人对他的友好回报。
好事多磨。我们的动机虽然如此善良，但此事又遭台级主管的百般阻挠。大约一首春节晚会的歌曲正使他心有余悸。那似乎是首正在挨批的海外歌星的流行歌曲。而吉沙尔演唱的却是乡村音乐，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自己非要因噎废食，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王枫台长得承担播出那首歌的领导责任，日子正不好过，就不能似以往那般果断决绝，不过，他倒也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去向广电部谢副部长陈情。我往广播大楼二楼跑了好几趟才碰到一次机会，但秘书说，谢副部长正在“方便”。我只好豁出来也当了一次“好猫”，就像在北京街头钉鞋掌的小摊上一样，守在男厕所外“立等可取”。虽然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但能顺利地得到谢副部长的手谕，一切我都置之度外，不在话下了。
在此之前，我还打听到地址，闯进过广电部部长的家中，向他的家人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自然没有见到部长，他那时刚刚动完心脏手术，我并不敢造次。部长的儿子询问了详情，并答应替我转呈。
为了《达尼埃尔·吉沙尔》节目选题的审批，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始终站在我的身后支持着我。他相信，我“不达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