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批评了一些高干家属假公济私的特权。播出后，群众反应十分良好。
有一天，一位张姓部长到新闻部例行审片。那时，电视台专题部和新闻部在同一楼层办公，彼此都很熟识。我和许多编辑、记者一样，常常站在审片间门口关心审片结果。很可能是那条百货大楼的新闻受到了批评，审片中间，突然听得部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冒出一句：“小汽车上挂窗帘，是因为首长怕晒太阳。”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我竟不假思索，怜牙俐齿地大声脱口而出：“如果首长已经到了连隔着车窗的太阳都晒不得的地步，那他已经失去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了。”只见部长先生一愣，接着铁青着脸从未见过我似的说：“这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但当场没有一个领导和百姓给他回答。我的“胆大妄为”也把自己吓了一跳，只好赶快溜之大吉。后来，专题部领导也没有为此跟我过意不去，只是公布了一条不成文的纪律：以后审片时，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前往。从此，审片间门庭冷落。
作为一个口无遮拦的“闲杂人”，我终于失去了站在审片间门外的自由。别的编辑、记者也因我而遭池鱼之殃，绝了站在审片间门外关心电视事业的路。
但是，专题部主任老朱对我这个“闲杂人”还是很器重的。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十多年来，我惟一的“仕途”，被任命为王元洪的副手，当了几天《人物述林》组副科长的日子，就在老朱任上。不过，我这个在中国时的最高行政职务，很快又因我在组里一次“口无遮拦”而有体面地被请下了台。
《人物述林》组年轻人居多。除了胡琤以外，后来《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及后来都有很好发展的王新中、童宁、陈芒、关海鹰等都是早年《人物述林》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组长王元洪奉上级之命，召集七、八个小组成员开会，要求每人交出两个针对当时形势的选题。会上始终冷场，无人发言。
在专题部，我热衷的只是有创作激情、有感而发的选题。作为王元洪的副手，我理应积极协助他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我却也和组里的小伙子们一样，沉默不语。
当王元洪点名让我带头发言的时候，我说了真心话。我引经据典，说古论今，还搬出了毛主席著作来保护自己。我说，我担心今天奉命做的节目将来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将使我于心不安，所以，我得做个明白人，希望给我一点时间跟上形势再说。我提出了一个明知不现实的选题，甚至还在会上劝说元洪兄不要盲从。于是，上级交办给《人物述林》组的那次任务便不了了之。
当天列席会议的党支部成员对我这位党外人士不保持一致的行径，没做任何批评，只是在不久后专题部的大会上“调整机构”，宣布各组组长、副组长名单时，没再听到我的大名。
我体面地下了台。大家心照不宣。我想，站在电视台或专题部领导的立场来看，不起用吕大渝这类自有主张的分子，纯属理所当然。
我从不热衷仕途，被摘去了“七品芝麻官”的顶戴，并不介意。
虽然在专题部度过的日子，还不足我在中央电视台全部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但我喜欢专题部。而《人物述林》组更是个快乐的集体。每个成员都充满活力，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组内的人际关系仿佛兄弟姐妹一般，十分融洽。那段生活，令我非常留恋。我被调去的时候，人物组刚刚组建。王元洪、丁友友、胡琤是“开组元勋”。后来，我们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论谁碰上点哪怕不大的好事，必定互相惦记着。
组长王元洪不是个很“正统”的人，他很好相处。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和胡琤、付思拍完王赣骏一行访华的素材以后，又马不停蹄地进了机房，编辑出一个三集的系列片《故乡行》。当我们日以继夜地做出了完成片，一位主管副台长却迟迟不予审看。
《故乡行》是个时效性很强的专题片，再拖延下去，变成旧闻，就不能播出了。但王元洪催促了几次都不见动静。不知有关领导顾虑的是什么？以如此篇幅报道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是否使他颇费思量？总之，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拖延审看似乎是有意的。
但是，经过审看，若能说出个让我们心悦诚服的理由，再封杀节目，使我们的辛劳付之东流，大家也无话可说，而以不屑一顾的拖延战术使节目失去时效，则令人不以为然了。
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得火冒三丈的时候，我对王元洪说：“头儿，你再去问问，我们底下人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在大太阳底下干完了活，请他在树荫凉里摇着羽毛扇睁开眼皮子瞄一眼都不行吗？”只见王元洪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我只好‘重操旧业’了。”说着就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电视台兴师动众地在贵宾间审看了《故乡行》，还有服务员端茶送水招待。审片的大概是代表航天部部长的一位副部长。广播电视部部长的秘书也在座。那天，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自然也到了场。
审看后，《故乡行》得到了好评，只是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不要用赵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