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艺术却十分认真。我争取到的所谓“译制费用”，不过是为那些功力一流的配音演职员们在录音棚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工作时，买些夹肉面包和汽水的钱而已。其实，套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语言，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是“大腕儿”了。可那时的“大腕儿”是口袋里没有“大款”的一群。
到了上海，拍片和联系译制工作同时进行。有一天，我和英若诚在宾馆门口等车，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突然说：“大渝，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童心不泯。”虽然我是在开始采访以后才和英若诚结识的，但他的观察是准确的。我想，若不是存有一点点执著的追求，若不是存有一点点不泯的童心，我怎么能够在生活一次次的磨难过后，刚喘过一口气，又会忘却了一切似地傻干起来？
《家》译制完毕以后，我和英若诚曾请曹禺先生到电视台专题部的审片间看过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曹禺先生看得很专注。看着看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了一句：“大渝是个工作狂。”
对电视事业我始终是全心全力投入的，调到专题部以后更是如此。专题部里非常优秀的老编辑臧树清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每当我写完一篇解说词以后，都会请他提提意见。他总是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还说我身上有着敏锐的记者特质。他曾问过我：“许多播音员中年改行，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为什么你转换得如此顺利？”
我知道，近二十年的播音生涯，使我在接触全台各类稿件、各类节目、各类编辑和导演的过程中，有了难得的观察、思考和学习的机会。我也清楚，少年时代那段拍电影的经历，使我对人们常说的“电影蒙太奇”开了些窍，有了些感觉，在从电视播音员向专题节目编导转换时，我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启蒙教育”。
但是，耐得住在编辑机房从清晨到深夜的孤独和寂寞，不吃不喝，充满激情，其乐无穷地追求每一个镜头组接的合理和完美、段落转换的节奏感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渲染，我才得到了臧树清所说的改行时“顺利的转换”，才达到了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在当年的电视节目中还说得过去的高度。
我成了一个“工作狂”大约是个必然。专心致志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况且，生活中的不顺和失望，使我把工作当成了全部精神的寄托。而且，为了让孩子拥有可以依赖于我的信心，为了他们成长中的安全感，我也得事业有成。如果孩子能以母亲为做，我更无比欣慰了。
我算是幸运的。虽然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视编辑，但从极为优秀的摄影师胡琤处得助良多。
一个好的摄影师，在拍摄素材时，心中就应该有了未来成品的雏形。就像为一个大厨准备炒菜前恰到好处的主料、配料和调料一样，剪接胡琤拍摄的素材绝不会发生短缺镜头瞎凑合的现象。我们的合作极为默契和顺利。
摄影师分两种：机器匠和艺术家。胡琤属于艺术家之列。他一米八零的个子，年轻力壮，虎背熊腰，憨厚实在。平日，他似乎总是迷迷糊糊，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模样，惟独拍片时聪明透顶，比谁都清醒。只要摄影机一扛上胡琤的肩膀，准是一口长气呵成一个镜头，稳得如同在三角架上一般。
记录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借用香山饭店大堂拍摄开场白时，在不知不觉中，胡琤把镜头从我的全身匀速推至脸部近景，话音刚落，他的镜头也同时推定，这份功力让我钦佩不已。
拍摄故事片时，每一个镜头，导演都可能有条件与摄影师仔细推敲，但拍摄有新闻或记录片性质的专题片，无法组织拍摄，就要仰仗摄影师的功力了。在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时，虽然用胡琤的说法是“镜头往哪一件都是个好画面”，但他对细节的抓拍，使得剪接出来的成品如同故事片般讲究，非常出彩。在每次拍摄中，只要胡琤在场，我就觉得踏实有靠。
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副主任赵化勇都是记者出身。朱景和曾是中越战争的战地记者。他们思想开放，待人诚恳，爱护部属，颇有事业心。
顶头上司王元洪最大的优点是绝不嫉贤妒能。他常常以部下的成绩为自己的骄傲。这一优点，与我一九七八年赴日采访时见到过的日本同行非常相似。在我离开中国最后一段工作时间里，能遇到这样一位不怕功高盖主的上司，实在是人生之大幸。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国家大事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过于忧国忧民，而且，又常常以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方式加以表达，搞不好就会惹上麻烦。在一个曾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老话，是世代中国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的处世哲学。回顾以往，我也是因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个性违背了老祖宗的教诲而惹祸上身的。不过，我的“言论自由”又妨碍了谁呢？所幸的是，在我离开中国前的日子里，专题部开明的领导和宽松的气氛，给了我一段平静的时光。
其实，没有实权又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不在少数。有一年，电视台记者拍摄了停放在北京百货大楼门前拉着窗帘的红旗牌小轿车的新